性别影响写作，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式的男性焦虑在1920年代前后中国启蒙男性群体中有很强的典型性，也有其独特性。作为新旧文化更迭时期的“反抗者”，中年男性的“无所有”使鲁迅的焦虑具有强烈的切身性，承担正在颓败的国家这一男性使命又使鲁迅的焦虑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对父权历史及其男性文化展开批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鲁迅自身的焦虑，但自我批判纬度的存在使鲁迅意识到这一代男性的焦虑不可能在当时真正解决，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只能积极地予以承担。《呐喊》《彷徨》中丑怪男性人物序列更多地体现了鲁迅批判的一维，反抗者男性人物序列则更多地体现了鲁迅自我批判的一维，在其中鲁迅对女性的写作也在不断走向深入。男性的焦虑以及由此而生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不但影响着鲁迅对人物的塑造，在叙事的姿态与方式中也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