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总和生育率是分析人口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准确反应中国人口增长的变化。但对于中国总和生育率的测算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和结果,这令人对该指标的准确与否产生质疑,所以重新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准确数值至关重要。总和生育率改变会影响人口结构,并通过人口结构对中国人口红利产生影响。所以分析影响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另外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生育政策调整,生育政策的改变也会影响现实中的总和生育率。因此本文沿着以下思路安排了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首先,构建了更能准确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的r模型,并计算了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数值；其次,以生命周期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并进行扩展,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变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再次,以世代交叠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并进行扩展,分析了婚姻结构、社会保障和总和生育率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分析了由于生育率政策变化能够使得中国总和生育率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由上述研究思路,全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国内外文献,并提出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三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介绍了本文主要概念和后续实证分析的理论分析。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全文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部分,分别就中国总和生育率数值估算、总和生育率变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生育政策改变对总和生育率的调整,分别做了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第八章为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1)由于总和生育率是无法得到与实际一致的指标变量,并且该指标数值的准确与否对后续实证研究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当前估算总和生育率的方法较多,本文经过全面分析,选择稳定人口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估算总和生育率的r模型,r模型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最为贴近现实,并且利用2004—2013年相关数据介绍了r模型估算总和生育率的实际方法,得到2004—2013年总和生育率介于1.648到1.671之间。并且得到了1961—2013年完整时间序列的总和生育率数值,介于1.510至6.161之间。(2)在分析总和生育率变动对中国人口红利影响的实证结果中发现,首先,总和生育率降低能够促进人口红利的提高,中国、美国以及菲律宾的数据都得到了相应的实证分析检验。中国各省的空间计量检验也证明了该观点。其次,以中国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2的某年作为分界点,引入时间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后得到总和生育率与人口红利之间相关系数分别为-0.658和-0.005。这说明在较高的生育水平条件下,总和生育率快速降低特别有利于人口红利大幅增加。再次,日本总和生育率与人口红利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总和生育率较低时,继续降低总和生育率反而使得人口红利出现下降。这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要警醒由于总和生育率过低导致人口红利降低。最后,通过对中国总和生育率平方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当前总和生育率并未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到达拐点,这说明中国仍存在可以利用总和生育率降低来提高人口红利的可能性,但这种方法带来的人口红利非常小,并且使用这种方法改变人口红利需要非常谨慎。(3)在分析总和生育率、社会保障和婚姻结构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时,主要以婚姻结构为门槛变量,对这三者进行了门槛实证分析。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社会保障收入增加时,个人受到收入的替代效应影响较大,这时个人收入的增加将使得生育子女的抚养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因此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由此使得总和生育率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由于子女是家庭的选择,如果能够使得组成家庭的可能不断提高,这时婚姻结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上升。为进一步检验上述三者之间关系的准确性,本文还选取与中国变量相同的东盟国家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些指标变量对东盟国家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并得到了与中国类似的结论。(4)生育政策的变化会对总和生育率产生较大影响,在“二孩”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实施以后是否会对总和生育率产生积极意义值得关注,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变量并采用队列模型,估算2016—2020年由于生育政策变化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时。并根据生育意愿因素设计了两套不同的总和生育率方案。一种方案是理想状态下的总和生育率变动,另一种方案是有条件分布的总和生育率变动。在假定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5时,第一种方案能使得2016—2020年间总和生育率变化区间为2.14至2.18,而第二套方案能使得2016—2020年间总和生育率变化区间为1.53至1.73,在考虑到实际生育成本条件下本文认为第二套方案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