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至元丰间之北宋中期，是宋诗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宋人真正跳出中晚唐诗学窠臼而树立自己诗学形态的时期。本论文所界定的“北宋中期”，就是指庆历至元丰间。具体一点，是指庆历元年至元丰八年(1041-1085)大约四十五年的历史。本文所论述的“北宋中期”概念，其内涵是指“北宋中期诗歌发展演变过程”，外延则是从庆历到元丰的诗歌创作。纵观北宋中期诗歌发展这四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乃是宋诗乃至唐宋诗风转型的重要阶段。庆历至元祐是宋型诗基本定型时期，其在宋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范式意义。　　 目前，在诸多的宋诗的研究成果中对北宋中期诗歌运动内在问题具有突破性的探索并不多见，而专门系统研究北宋中期诗歌的专著或博士论文更少，让人有诸多缺憾。比如，尚无人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对整个中期阶段之诗坛进行整理分析，缺乏一种宏观诗学把握；又比如，对皇祐诗坛研究几乎属空白状态；又比如，对于嘉祐二年前后的几次科举考试缺乏对比性研究，等等。这些对于研究北宋乃至整个宋代诗学研究都是有重要价值的。本论文即尝试着描述北宋中期诗歌嬗变的基础上尽力解决这些问题。　　 “儒学复兴”背景之下的北宋中期诗人的诗学观念。北宋中期思想界经历了一个由“识道”——“体(悟)道”——“证道”的过程。从天圣时代开始的“儒学复古”运动，经历了一个由浅表层式的粗砺到逐步深化认识，最后内化升华为宋人自我的理性形态——理学(或说“宋学”)的过程。在发展诗歌艺术的同时，北宋中期诗人还必须承载文化建构的历史重任。无论是石介、石延年、苏舜钦，还是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亦或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诗人们，他们无不是以双重身份的面目行走在这段征程中。北宋中期诗人几乎没有纯粹的诗人，他们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改革意识和改革实践精神，是中国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曾有过的强烈。“文以载道”观念几乎成了诗人们下意识的东西；诗歌创作成了他们将“道德理性”付诸实践的一种重要行为方式。这种“严肃”是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认真、努力。北宋中期中出现一些试验色彩很浓的诗歌，也是宋人这种道德实践理性的折射，如集句诗、隐括诗等。即便少数所谓的“游戏”之作，也是沉重的历史使命下的一种调节。　　 本论文将主要从文人思想状态及诗学观念、风格与审美范式选择、题材内容、诗歌形式和诗歌语言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每一部分的都大致按照庆历至皇祐末、至和-嘉祐-治平、熙宁至元丰三个阶段的模式展开论述。本论文的具体内容和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章“北宋中期诗歌嬗变概述”。本章主要按照庆历至皇祐末、至和-嘉祐-治平、熙宁至元丰三个阶段，对北宋中期诗歌发展演变情况作了一个概述。庆历至皇祐间：诗人们在猛烈抨击“西昆体”、“晚唐体”，以粗犷、劲厉诗歌创作“扫荡”诗坛，将“诗文革新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走在另一群唐人的影子里。至和-嘉祐-治平阶段：嘉祐前后，当梅、苏、欧诸人迅速调整着诗歌的风格形态，力图摆脱重复他人影子的命运，试图树立宋人自己诗歌的独特面貌。但这个任务随着“革新”运动的几位核心人物的相继去世而基本属于“半拉子工程”。这个任务将由完全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新文化语境下长大的一批士子来完成。熙、丰以来，以王安石、曾巩、苏轼、司马光包括年轻的黄庭坚等人的努力，宋诗形貌渐渐清晰、丰满，最后在元祐时代得以完成，其成为与唐诗齐驾的一种。　　 第二章“北宋中期诗歌风格的嬗变与审美范式的选择”。本章主要是结合诗歌范式的选择，来描述北宋中期诗风的嬗变。北宋中期诗歌风格嬗变轨迹是清晰可见的：首先，庆历、皇祐间的“复古”的渴望与粗砺的诗风，以及在这种渴望之下形成的“扬李崇韩”风格追求，成为这个时段内最为鲜明的诗歌特征。其次，至和以后，随着世态的日益老化，随着“激浊”之后的“扬清”，平淡、清峭的诗歌又占据诗坛主流。第三，嘉祐后期、治平间，梅尧臣式的“平淡”虽然仍然存在，但开始为一部分年轻诗人如苏轼等人抛弃，而“清新”、“雅丽”的诗歌开始受到重视。第四，熙宁以后，改革风暴的影响下，在“复雅崇格”之路下的审美诉求中杜诗迅速升格，诗歌创作选择了杜诗作为参考标本。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郭祥正等人的诗歌，在新的语境下普遍显示出了“清劲”的色彩。第五，元丰以后，改革渐趋深入，弊端多现，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反对派士人，普遍呈现“心态疲软”之色；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极大地摧毁了诗人们的信念，诗歌创作迅速退回个人的修养和社会深层的道德砥砺上，不同的诗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如王安石的清丽、苏轼的平淡、司马光的平淡中带轻快、黄庭坚等一批年轻士人的“俊迈”。这预示多元化的诗歌时代即将来临。　　 第三章“北宋中期诗歌内容题材的嬗变”。本章主要阐述北宋中期诗人面对着传统意义上的诗歌题材几乎被前人写尽的困境时作出的选择：一是放弃一部分传统题材，如边塞诗、怀古诗、闺怨诗等；二是对一些传统题材，通过“二度开发”将其“发扬光大”，如时事诗、咏史诗、题画诗、行役诗、怀亲诗和闲吟诗等；三是将诗歌创作日常化，在身边的一事一物中寻求发掘新题材，如农事诗、气候诗、题园亭诗、题寺观诗、论道诗以及挽词诗等。经过大批诗人的努力，诗歌创作不再是“无米之炊”了，而是走向如何精心锤炼的阶段。　　 第四章“北宋中期诗歌形式继承与创新”。本章主要论述北宋中期诗人在诗歌形式上进行的探求与创造。这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第一，欧、梅时代，主要是对唐代诸大家的学习与继承，特别是对李、杜、韩、孟诸家极力追仿。但欧、梅诸人之追模不同于宋初“三体”纯粹“形似”之仿，而是力求“神似”。第二，嘉祐以来，“唱和诗”、“次韵诗”的繁荣代表着诗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诗人频繁的和韵、次韵使得诗人们的创作中心逐渐由内容转移到了形式和技巧；“同题竞技诗”的出现，标志着部分诗人已经开始走向了形式主义诗学创作的道路，形式与技巧创新已然成了诗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三，进入了熙、丰年间，北宋诗歌形式和技巧均进入蓬勃发展时代。王安石、苏轼等人都普遍作出形式创新的努力，他们认真地进行了各种诗歌形式的试验，如“集句诗”、“隐括体诗”的创制，“六言诗”、“回文诗”的重新发掘，“尖叉诗”的大胆试验。尽管有些形式新变仅仅是尝试而已，并不成功，但诗人们这种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章“北宋中期诗歌语言的嬗变与策略”。本章主要论述的是在新的审美旨趣下的语言探索。诗歌艺术说到底就是语言的艺术。自中唐韩愈以来，诗歌就开始慢慢与音乐分离，语言成了其唯一重要的存在之质。本章分两节：一是以欧、梅为代表，对北宋中期前半段诗歌语言追求与变化进行解读。庆历以来特别是治平之后，诗歌技法即语言艺术得到了巨大的推进。人们追求“语新意妙”的诗歌语言，选取了杜诗以及韩诗作为语言艺术的典范，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具体的技法，试图对前人特别是李、杜、韩诗歌予以超越。其中，运用所谓的语言的“陌生化”手法，并进行反复的操作训练，逐步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语言特点。二是以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为例，对北宋中期后半段诗歌语言艺术进行分析。熙宁以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其诗歌语言技法达到自然娴熟之境，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如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平常之奇崛”、“瘦硬”，以苏轼为代表的“奇趣”、“圆美流转”、“平淡而实腴”。黄庭坚则更是综采前辈如王、苏二家语言艺术成就，将诗歌语言引向新的高度，达到“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之境。到元丰末，王、苏、黄三家诗歌语言可谓是达到了“造语之工”。　　 第六章“结语”即对全文进行总结。北宋中期诗歌嬗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本文论及的创作思想与心态、风格、题材、形式和语言之外，还涉及许多内容如消费经济、文化传播、科举制度和宗教哲学等。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浩大工程，限于笔者的学识水平、时间和篇幅，本文均难以纳入。偶有涉及亦多取他人言论，未能有多少自己的创见。即便是本文所涉及的关乎诗歌本身之内容的五个方面，论述也是比较粗略的。因为时间跨度大，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独立成文。本文所作，不过是在一种大视界下的宋诗研究尝试，以期对今后展开宋诗研究作点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