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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的国家，银行业资产规模占金融总资产规模超90％，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是中国金融业的心脏。改革开放至今，多项改革措施有序推进，在经过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股份制银行快速崛起、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蓬勃发展后，我国的银行业一步步变革逐渐壮大，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银行业已经由“大一统”的时代逐渐发展为现在涵盖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多种类型银行组成的庞大复杂金融系统。
在银行类型和数量不断增多，市场结构不断变化的进程中，银行集中度逐渐降低，现在已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银行经营面临的风险势必也会受到影响，考虑到银行业的特殊性，某家银行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重大不利，所以探究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研究，希望能够探讨出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及发展提供一点借鉴与启示。
现有关于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三种结论:第一种是“集中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集中的银行系统能够减小银行的脆弱性。因为集中可能表征着较小程度的竞争，在此情况银行具有较大的市场势力从而获得更高额的利润。高利润是危机发生时的资本缓冲垫，而且高利润也作为银行的一种特许权价值存在减小银行过分承担风险的冲动。同时对于监管者而言，集中的银行系统与分散的系统相比由于银行数量较小显然更加易于监管，因此集中的系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较小。总之，集中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集中的银行系统中大银行资产配置能够比小银行更加多元化，这样集中型的系统更加稳定。第二种是“集中脆弱论”，这种观点认为集中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他们认为过低的竞争会使得银行有能力向借款者收取更高的利率，这会进一步诱使借款者转向更高风险的活动，从而导致银行的高风险。其次他们并不认为拥有少数大银行的集中系统易于监管，因为伴随着规模的增长，银行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再者“太大而不能倒”也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大银行凭借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经常会收到政府的显性或隐性补助，这种补助成为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一种激励。第三种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U型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从银行的收益来讲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效应。一种是“风险转移效应”即高利率使得借款者转向高风险活动进而增加银行风险，另一种是“收益效应”即银行降低利率的同时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在集中或者垄断的市场中风险转移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而在分散或者竞争的市场中收益效应起主要作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银行风险和银行集中度间呈现出U型关系。
第三种观点出现的时间较晚，实证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即是希望利用我国的银行数据来探讨U型关系在我国的适用性。全文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绪论部分。简单介绍了选题背景，引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然后综述了国内外关于银行市场结构和银行风险间关系的研究。由于一般而言高的市场集中伴随着相对低的竞争，所以在综述文献和进行研究时本文并未考虑高集中和高竞争并存的状况，基于研究的目的，这样处理是合理且不会影响本文结论的。
其次是理论背景方面的准备，首先简要考察了我国银行业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从整体上对我国的银行业有一个大体的感性认识。接下来介绍了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及其度量的方法。银行集中度方面在总结各种度量方法之后，本文系统的归纳了各个度量指标的优缺点，经过对比分析本文决定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作为测度银行集中度的指标，在实证分析时为使结果稳健又进一步分别为资产赫氏指数、存款赫氏指数和贷款赫氏指数。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选取集中比率CRn来作为集中度变量的另一度量指标，由于考虑到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资产的绝对份额，所以选取n为4。结合上述指标，本文先用市场份额、市场集中比率和赫芬达尔指数等来分别分析了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我们发现三个指标均反映出了相同的变化趋势，即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在逐年降低，目前应处于垄断竞争的状态。另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在逐年增加，外资银行则多年来始终保持在2％左右银行没有太大变化。在银行风险和稳定方面，首先简单介绍了相关概念，然后梳理了当前被广泛采用的风险度量方法。在分析当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时，本文从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存贷比等指标出发，发现我国银行业的经营逐年趋于稳定，国有银行的高不良贷款率在近年来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其自身的经营特点不良贷款率在各类型银行中最高，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一直是所有银行类型中最低的。
接下来在理论介绍和综合分析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包含集中度二次项的模型，用来考察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到监管政策的变化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6-2013年间我国51家银行的相关数据，这51家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等，基本涵盖了我国当前所有有代表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类型，并且所选取的银行总资产规模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之比达67.5％，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因变量的选择上经过前文分析并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Z指数和夏普比率来作为银行风险的度量，三个指标的度量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不良贷款率着重衡量银行的信用风险，Z指数是从银行的破产风险，即资不抵债出发而推出，夏普比率则是经风险调整后的利润，将利润与风险结合起来考量银行的风险。自变量除了包括集中度和其平方项外还有总资产对数、资本占资产比率、M2占GDP比率、股票总市值占GDP比率等控制变量。经过尝试，本文选择个体固定效应和截面加权的回归方法。多次回归结果显示，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始终存在着U型关系，即随着集中地降低，银行风险呈现出下降的迹象，当集中度降低超过一定范围后，银行的风险则又趋于上升。这一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我国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支持U型理论。进一步通过二次函数的拐点分析，本文发现当前我国银行集中度大体应该处于拐点左侧附近，即伴随着集中度的降低银行风险在逐渐上升，尽管已有研究认为银行市场的最优集中度应该是一个区间而非某个点，但本文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明当前我国的银行市场并不存在过分集中的状况。
最后本文给出了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提出我国银行业在2006至2013年间随着金融领域的不断深化改革，银行集中度逐年下降，当前应该属于低寡占竞争的类型，考虑到银行风险方面，集中度的进一步降低有可能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所以应合理打造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坚持改革，同时加强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管。银行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精准定位开拓相应市场，应当以精细化的运作代替过去的粗放增长。对待外资银行方面，应该拓展多种形式的外资进入模式，鼓励外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加强中外资股权合作，另外还应当探索完善监管方式以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面比较了国外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风险的理论假说和研究，并实证检验了U型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情况，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充实。其次，对当前理论和实证中广泛采用的各种测量市场结构和银行风险的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对比，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再次，从实证中的数据来看，本文所引入的银行数据更广泛和具有代表性，基本涵盖了当前我国所有有代表性的银行机构类型。本文的不足主要在文章中采用的赫氏指数存在一个默认的前提，即整个中国的银行业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但从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来看并非如此，我国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之间的交集非常有限，很难满足这一前提。这也是目前将产业组织运用于银行研究的最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在银行类型和数量不断增多，市场结构不断变化的进程中，银行集中度逐渐降低，现在已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银行经营面临的风险势必也会受到影响，考虑到银行业的特殊性，某家银行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重大不利，所以探究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研究，希望能够探讨出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及发展提供一点借鉴与启示。
现有关于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三种结论:第一种是“集中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集中的银行系统能够减小银行的脆弱性。因为集中可能表征着较小程度的竞争，在此情况银行具有较大的市场势力从而获得更高额的利润。高利润是危机发生时的资本缓冲垫，而且高利润也作为银行的一种特许权价值存在减小银行过分承担风险的冲动。同时对于监管者而言，集中的银行系统与分散的系统相比由于银行数量较小显然更加易于监管，因此集中的系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较小。总之，集中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集中的银行系统中大银行资产配置能够比小银行更加多元化，这样集中型的系统更加稳定。第二种是“集中脆弱论”，这种观点认为集中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他们认为过低的竞争会使得银行有能力向借款者收取更高的利率，这会进一步诱使借款者转向更高风险的活动，从而导致银行的高风险。其次他们并不认为拥有少数大银行的集中系统易于监管，因为伴随着规模的增长，银行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再者“太大而不能倒”也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大银行凭借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经常会收到政府的显性或隐性补助，这种补助成为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一种激励。第三种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U型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从银行的收益来讲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效应。一种是“风险转移效应”即高利率使得借款者转向高风险活动进而增加银行风险，另一种是“收益效应”即银行降低利率的同时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在集中或者垄断的市场中风险转移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而在分散或者竞争的市场中收益效应起主要作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银行风险和银行集中度间呈现出U型关系。
第三种观点出现的时间较晚，实证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即是希望利用我国的银行数据来探讨U型关系在我国的适用性。全文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绪论部分。简单介绍了选题背景，引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然后综述了国内外关于银行市场结构和银行风险间关系的研究。由于一般而言高的市场集中伴随着相对低的竞争，所以在综述文献和进行研究时本文并未考虑高集中和高竞争并存的状况，基于研究的目的，这样处理是合理且不会影响本文结论的。
其次是理论背景方面的准备，首先简要考察了我国银行业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从整体上对我国的银行业有一个大体的感性认识。接下来介绍了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及其度量的方法。银行集中度方面在总结各种度量方法之后，本文系统的归纳了各个度量指标的优缺点，经过对比分析本文决定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作为测度银行集中度的指标，在实证分析时为使结果稳健又进一步分别为资产赫氏指数、存款赫氏指数和贷款赫氏指数。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选取集中比率CRn来作为集中度变量的另一度量指标，由于考虑到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资产的绝对份额，所以选取n为4。结合上述指标，本文先用市场份额、市场集中比率和赫芬达尔指数等来分别分析了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我们发现三个指标均反映出了相同的变化趋势，即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在逐年降低，目前应处于垄断竞争的状态。另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在逐年增加，外资银行则多年来始终保持在2％左右银行没有太大变化。在银行风险和稳定方面，首先简单介绍了相关概念，然后梳理了当前被广泛采用的风险度量方法。在分析当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时，本文从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存贷比等指标出发，发现我国银行业的经营逐年趋于稳定，国有银行的高不良贷款率在近年来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其自身的经营特点不良贷款率在各类型银行中最高，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一直是所有银行类型中最低的。
接下来在理论介绍和综合分析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包含集中度二次项的模型，用来考察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到监管政策的变化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6-2013年间我国51家银行的相关数据，这51家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等，基本涵盖了我国当前所有有代表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类型，并且所选取的银行总资产规模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之比达67.5％，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因变量的选择上经过前文分析并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Z指数和夏普比率来作为银行风险的度量，三个指标的度量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不良贷款率着重衡量银行的信用风险，Z指数是从银行的破产风险，即资不抵债出发而推出，夏普比率则是经风险调整后的利润，将利润与风险结合起来考量银行的风险。自变量除了包括集中度和其平方项外还有总资产对数、资本占资产比率、M2占GDP比率、股票总市值占GDP比率等控制变量。经过尝试，本文选择个体固定效应和截面加权的回归方法。多次回归结果显示，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始终存在着U型关系，即随着集中地降低，银行风险呈现出下降的迹象，当集中度降低超过一定范围后，银行的风险则又趋于上升。这一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我国银行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支持U型理论。进一步通过二次函数的拐点分析，本文发现当前我国银行集中度大体应该处于拐点左侧附近，即伴随着集中度的降低银行风险在逐渐上升，尽管已有研究认为银行市场的最优集中度应该是一个区间而非某个点，但本文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明当前我国的银行市场并不存在过分集中的状况。
最后本文给出了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提出我国银行业在2006至2013年间随着金融领域的不断深化改革，银行集中度逐年下降，当前应该属于低寡占竞争的类型，考虑到银行风险方面，集中度的进一步降低有可能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所以应合理打造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坚持改革，同时加强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管。银行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精准定位开拓相应市场，应当以精细化的运作代替过去的粗放增长。对待外资银行方面，应该拓展多种形式的外资进入模式，鼓励外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加强中外资股权合作，另外还应当探索完善监管方式以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面比较了国外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风险的理论假说和研究，并实证检验了U型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情况，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充实。其次，对当前理论和实证中广泛采用的各种测量市场结构和银行风险的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对比，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再次，从实证中的数据来看，本文所引入的银行数据更广泛和具有代表性，基本涵盖了当前我国所有有代表性的银行机构类型。本文的不足主要在文章中采用的赫氏指数存在一个默认的前提，即整个中国的银行业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但从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来看并非如此，我国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之间的交集非常有限，很难满足这一前提。这也是目前将产业组织运用于银行研究的最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