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系古玺尽管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但真正开始认识它却是建国以后的事情。建国以后对古玺的认识，主要基于对战国时期各系文字的认识及区分，笔者通过考察认为古代印学中显示出的对齐系古玺乃至对整个战国时期古玺类别不识主要源于当时印学家对古玺文字的不识。　　首先，通过对古代印学中入印文字观念的研究，发现两宋时期至清末时期印章的用字观念经历了“尚古”意识、“崇汉尚魏”意识、“由汉追秦”意识，至清代最终确立了以“秦汉”文字为主要载体进行入印的观念过程，这在印章用字观念中反映出一种“上溯”的意识，在此之下，古玺开始得以缓慢的进入印学家们的视野。　　然后，通过对古代的印学论著及其序跋的进一步挖掘整理，再研究不同时期的印章用字意识对认识古玺产生的不同影响。两宋时期在金石著录方面蔚然成风，在“尚古”意识影响下，此时少量的古玺开始进入金石著录的研究范围，但当时对古玺几乎一无所知，对古玺文字的释读也源于猜测，多有舛误。至元代时，吾丘衍首先大力提倡印章“崇汉尚魏”的用字之风，推崇印章使用汉魏文字，并且反对钟鼎文字入印，提倡“三代无印”论，虽其时印学家俞希鲁对此持反对意见进行反驳，却未能有充分证据据理力争，吾丘衍高举“复古”的大旗，使当时印坛摆脱了颓败的印学风气，但也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印学家把关注点集中到了汉魏印章上，对古玺却无人问津。至明代时期时，大量的古印辑录使当时的印学家纷纷投入到对印章的研究中，自此产生了大量印谱序跋以及印学专著，而不同时期印人对入印文字的主张渐渐显现出来，此时期印论中主要受“由汉追秦”的用字意识影响，而一批古玺当时被人误认为是秦印也被混杂于当时的集古印谱中无人发现，直至明代中期的印学家朱简首先识别出其中古玺为“先秦以上”印，并且对其进行了仿刻，但惜其对古玺文字“有识有不识”，在短时间内并未引起对古玺文字方面的研究。直至清代，以“秦汉”文字入印的意识得到确立，使印学飞速发展：一方面一部分印学家在此基础上“加工加精”，深入挖掘秦汉印章，而另一部分在文字学方面造诣颇深的印学家，把关注点放在了古玺印章上。首先程瑶田释出“私玺”二字，之后张廷济在《清仪阁古印偶存》中，首次将先秦古玺单列出来，始列“古文印”一类，古玺才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得以更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吴式芬又在同治元年（1862）辑录的《双虞壶斋印谱》中，于秦汉印之前进一步列出了“古玺”一类，至此古玺印不再是“无类可分”的局面。光绪癸未年（1883），陈介祺集成《十钟山房印举》一百九十一册，始认为古玺文字为“六国文字”，并按时代划分为“古玺”“周秦”两类，列于汉印之前。至此之后，古玺才真正被印学家们取法并运用于实践，别立“印宗古玺”之风，以区别“印宗秦汉”一脉。可见古代对古玺忽略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源于古代印学家们对古玺“文字”的不识，最终由于印章用字观念的“上溯”意识，至清末民初时篆刻艺术才真正逐渐由“印宗秦汉”至“上追先秦”。　　最后，笔者认为对于齐系古玺在篆刻艺术创作中的运用首先应从文字取法入手，其次再为艺术手法的探析与运用，所以笔者以古玺文字入印为方向，以齐系古玺为中心，并结合古代印学中文字入印以及艺术手法的解析，对齐系官私玺印的文字特征、笔法特征、章法特征以及形制特点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考察，以此研究结论来观照篆刻艺术创作，不难发现篆刻艺术创作中所经常出现的用字问题。如文字混杂于一印，六书观念的缺失、印文破碎以及其他问题，笔者一一进行分析以及提出运用方法，以期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