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将契约运用到行政领域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在给付行政领域适用契约无可厚非,但在规制行政领域中如何适用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也是行政契约泛化受到指责的主要领域。本文意在探讨将契约适用到规制行政领域应该遵守哪些标准,从而使契约行政具备正当性。　　 本文从行政合同的概念出发,厘清辨明了契约行政的内涵并界定了本文探讨的契约行政范围。由于行政合同与契约行政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对契约行政适用标准的理论回顾以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并以此展开契约行政适用标准的分析。契约需要双方主体意思表示合意,意味着契约行政的适用必然要求在该过程中的双方当事人有着独立自主的意思表示。因此,契约行政适用的前提是行政主体需要拥有自由裁量权。然而契约行政不同于命令行政的特点在于协商选择性,因而援引相对人协助就成为契约行政适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需要相对人协助,另一方面需要相对人独立自主表达意思。即使符合这两项标准,行政主体在裁量是否适用契约行政时,也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契约行政适用也存在最优领域和禁止区域。在复杂困难的领域,为契约行政适用的最佳领域。但是,命令行政中涉及主权和公权力直接作用的领域禁止以契约代替。大众行政领域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本文在研究契约行政适用禁区时,附带讨论了治安管理权承包的问题,并由此深入分析了政府职能外包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