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法治社会,责任主义刑法观占居了牢不可破的理论与实践主导地位。报应犯罪的本意是表达世俗社会否定犯罪行为和合理运行国家惩罚权,社会学家福柯由此敏锐觉察到刑罚作用点的改变,其另样观察颇有颠覆性——反酷刑引领下的刑罚机制从惩罚肉体走到同时讨伐灵魂程度。引宗教于行刑机制尤其是针对“讨伐灵魂”关照受刑人精神需求,得益于在法律之外观察法律,也是在惩戒制度之外做出研判,本意却不是解构现制,而是降低惩罚负作用,借文化软实力提升预防犯罪的效果。但现制向佛教开放存在一定隐忧:唯物论与缘起论在世界本源认知上存在分歧,引佛教于行刑活动似会紊乱意识形态;佛教慈悲反衬刑事法压制,后者的正当性似被否定;刑罚痛苦本质连同欧洲政教合一的血腥记忆,令驯服和皈依对个人形成双重钳制。然而,唯物主义法理念与佛教教义具有“以人为本”的相同立场,刑事法保护普通人和受刑人权利本身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宗教与法律共同促成监狱文明是历史另一面,都在相当程度上拨正了上述质疑。更何况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构建和以人为本的制度运作已是当下我国治国理政的权威话语,法治本身所具有深厚思想根基,法治体系的包容性和自足性,足以给人们以观念和制度上的自信。以佛教关怀受刑人的精神需求和用佛教信仰抑制生活邪念、为受刑人提供社会支持和物质帮助,修复受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古今中外皆已有之,法律体系中的制度硬实力向文化软实力开放空间,不是求助于上帝,而是人类展开自行拯救和改善计划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拟结合目前中国监狱行刑实际,探讨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平台,将佛教关怀引入监狱行刑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需求,透析宗教教义与法律精神共有的价值取向,正视普通人包括受刑人难以言表的情感诉求和受刑人无助的境地,认知佛教教义与受刑人内心可能产生的共鸣,研判佛教在行刑机制中的作为空间,以此补充完善现代监狱行刑的理念与实践。全文共21万字,正文共包括以下七章内容:引言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构建和以人为本的制度运作,不可能也不应当忽视受刑人作为社会人的基本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对处于逆境中的另类人群而言,佛教救赎中精神安抚和解脱的深意不限于令其接受教诲、感化,基于普世精神或称之为同理心、同情心帮助其走出精神迷茫和空虚,本身就是在不得不启动行刑制度之时最富人性的选择。在探讨佛教渗入行刑机制之前,厘清相关的宪法、法律依据,及佛教适用空间,确保有关佛教的讨论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与监狱管理等法律法规相协调,与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持一致。结合党的政策、法律法规对“宗教信仰自由”及监狱中的宗教政策、司法部肯定“在监狱文化建设中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对本文中的“佛教教诲”与台湾地区监狱教诲制度的差异予以比较和说明,提出从宗教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切入,利用佛教的有益资源关怀和教育受刑人。第一章从刑罚史的变迁中重新呈现了在中国大陆监狱消逝了半世纪的宗教救赎场景,分析了法律和宗教对于救与赎关系的理解和相同选择,以及从罪与其自身决裂的终极发展角度讨论了“罪犯”到“受刑人”称谓改变所蕴含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刑罚是最具有强制力又富有伸缩性的严厉手段,它意味着多学科、多角度、拥有广阔视野和实践可能性的诸多机制总和,以及应当利用可得到的制度资源和非制度资源控制犯罪。以解决监狱文化冲突为基础,分析了宗教的介入可以有效弥补世俗法的矫正短板,探究了宗教与惩罚犯罪的法律之间的理性契合点,在教育刑的视角下,兼具科学性、哲学性、伦理性和入世性的中国佛教与行刑机制有着深度的缘分。第二章分别从法律、佛教角度,对罪与孽的起源,意志与恶的作用等犯罪发生原因进行了梳理,比较它们的概念和解释机制的异同,对刑罚内部解构拆分探讨刑罚止息的原因,分析了黑格尔“犯罪的虚无性”与佛教“空性观”对实现“刑期无刑”共同的价值指向,从犯罪机理出发结合对刑罚的属性、本质、演变史的客观分析提出了利用多种方法包括佛教方法在内的促进受刑人改善的行刑复合目标。第三章论述了受刑人处于监禁的受刑状态中,由外部感受、内部境遇、内心感受等刑罚负效应引起的身心变化,通过分析受刑人处于肉体的牢笼、精神的牢笼等多重的监禁中,作为人们眼中社会机体肛门的“排泄物”遭受的心灵痛苦,以及在监狱隐性生存法则和群体规范下彼此倾轧的心理精神危机与相互染污,深入探讨了监狱亚文化的形成原因及影响,剖析了监视视线下个体观念和行为的两面性与极端性,呼吁真正地关切受刑人的精神需要,以人的存在的基本意向去正视他们渴望意义的人生和幸福的愿望,促进受刑人自我与异己的融合,推倒恶的结构与罪的高墙,在慈悲接纳中超越人类暂失光明和理性的苦难。第四章论述了目的刑论下的矫正价值、受刑人人格洗涤方法等监狱矫正基本原理,开展了以善的动机和善的方式消解刑罚负效应的讨论,认为应当采取影响受刑人心灵的方式,让律法穿透良心。从佛教教义出发梳理了佛教对帮助受刑人摆脱犯罪之因、缓解刑罚负效应和痛苦、人格洗涤、引导忏悔和心罚、开启慈悲心的基本理念及其对受刑人改恶从善的作用。通过对比发现,佛教教义与矫正原理存在共通性,它们之间的相互解释力如此之强,以至于佛教的基本理念和禅宗观点本身能够成为补充解释刑罚作用及效果的一种方法,与矫正观相通的佛教精神和理念能够为佛教的监狱实践奠定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五章分析了劳动矫正、教育矫正、心理矫治等监狱矫正措施的实际运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主张的由外而内触及受刑人内心的见性之法,可以作为外在行为矫正规训的重要补充。通过介绍佛教教诲在大中华地区的实践,以及与基督教教诲的比较,明晰讲求心性染净的佛教是适合运用于监狱行刑中的柔性力量,因救而劝导弃恶归善的佛门态度与责任刑法形成良性互补,宗教和法律的作用力和作用方向因此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契合。提出了帮助受刑人改善境遇、平和情绪的闻思和禅修方法作为矫正措施的辅佐和补充,其中包括为死刑犯提供佛教临终关怀的特殊实修,以缘于佛教慈悲的因让死刑犯归向生命的安详。第六章从法律对受刑人权利救济的角度,分析了基于人权的普适性以及个人法律地位的保护,佛教教义渗入受刑人权利保护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在对受刑人权利的法律救济和保障尚不充分的情形下,人的内心酵化通常只能基于情感予以诠释或者行为定势予以推断,刚性制度对人的观念的影响非常有限,观念灌输更是收效甚微,可以利用佛教的普遍伦理关怀协助和补充社会化行刑机制,以社会关怀的具体实践扭转权利规定与现实保护的脱序现象,以佛教有益的社会资源扩充国家权利保护的法律理性资源。佛教团体和佛教人士不仅能够给予受刑人生命教化和教育,又能以多种方式救济受刑人及受刑人家庭,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增进受刑人的心灵安顿,推动申诉权的建构完善,在受刑人及其家属、被害人和社区之间重建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第七章行刑制度运行需要文化包括佛教文化润泽,关键问题是佛教与规范如何合理互动,从佛教教诲与关怀的适用性、同现行矫正模式的衔接、预防走向偏执的限定、法治思维下正式社会控制机制如何向佛教开放空间扭转独力支撑的局面等方面,分析讨论刑罚与佛教的协调问题,将佛教有益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用于帮助受刑人转恶从善,给予他们精神关怀和社会扶助。同时对佛教帮扶受刑人的优势进行总结,对基于宗教误解的疑问予以回应,扫除因误解而质疑佛教帮扶的障碍,并在法治观念支配下和社会共治理念下展望未来佛教渗入行刑机制的路径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