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今天的这个时代,知识产权是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的制度基础和可以卓有成效对话的舞台。从国内到国际,知识产权遇到了最好的发展的时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从国际层面而言,伴随全球范围内各个国际法主体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交往的深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成为了具有普适性的国际规则,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实施之后,让知识产权从智力创造领域的基本制度上升为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知识产权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标志着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到统一标准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作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最主要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协定》在国际社会运行中,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与包括隐私权、健康权、表现自由、精神权利、发展权等其他基本人权存在着严重的的冲突,诸如地理标志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争议。在国内层面,30年前,知识产权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基本是一片空白,知识财富的价值基本是被忽视的。中国政府在1980年做出了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决定,主动将当时占全球近1/4的人口的中国纳入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在其后的30年,在向13亿人民传播知识产权文化的同时,致力于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一个与国际规则相协调并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样的制度,“对中国经济、科技、贸易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知识产权制度与文化在全世界普及和推行作出了积极贡献。”正如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的阿帕德·鲍格胥先生总结了该组织与中国合作20年的历史后所评价的那样,中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才能够完成的知识产权立法进程,这个成就时举世瞩目的。特别是国务院于2008年6月5日正式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更使我国成为继日本之后,在亚洲第二个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国家,这也标志着我国会更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的发展和对社会的作用,通过加大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这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当然,虽然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取得了如此可喜的成就,虽然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可谓先进,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从将知识产权作为一个国家基本国策的角度,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全社会缺少知识产权文化,知识产权法律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衔接不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有欠缺,知识产权滥用现象大量存在,传统文化等领域知识产权立法相对落后等。这个知识产权的“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让对知识产权越来越依赖的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发展现状充满了喜悦,对于其发展中的困惑也有了满腹的惆怅。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这个在我国法学和经济学领域开始频繁露脸的词汇,即使让西方学者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财产权到底怎么了?这些讨论,虽然直接来自于财产权中物权作用的衰退,而且也并不都直接因为知识产权,但却间接地涉及到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的所谓“权利束”的尴尬。这说明知识产权的确在包括法律和经济两大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由知识产权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也让法学尤其是财产法的研究进路和内容乃至于整个学科的性质和内涵,都会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有鉴于此,以发展权为视角,梳理知识产权的发展和脉络,总结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整个学科的研究,也应该是不无裨益的。本文的研究将在梳理了知识产权和发展权的相互关系之后,从知识产权的产生开始,通过知识产权的演变过程,论证知识产权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随后,我们还将论证在发展权视野下,知识产权的法典化、国际化的趋势以及其对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来论证发展权对知识产权在发展过程中的全方位的影响。总之,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对知识产权制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以发展权为共同追求目标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在全新的国际视野下中表现出与之前几个世纪完全迥异的时代特征,除了追求社会发展的宪政考量之外,也不会忽视法律制度国内体系化和国际一体化的理性选择。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该在发展权的视野之下,因应本土的要求,因循国际的变化,追逐时代的潮流,坚定不移的选择自己现代化、文化化、法典化和国际化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