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和总体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日益突出。文化认同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性因素,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之一是实现文化认同。同时,文化认同还建构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抵御文化侵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必须要在增进文化认同上下功夫。要增进文化认同,需要将全球化的时代因素与国际因素纳入其中。作为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统一,全球化发展存在悖论。全球化在为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贫富悬殊扩大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的后果。全球化既整合了世界又制造了分裂;既推动了合作又引发了冲突;既生产了同一性又突显了特殊性;既解决了既有问题又引发了新的发展困境。正是因为这种“全球化悖论”的存在,才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许多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当代西方的全球主义新“左”派等。而不同的流派对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每个派别都呈现和沿袭了各自的风格,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比较注重生产力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流派强调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作用的减弱;全球化的新左派们对“依附理论”情有独钟等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积极影响。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有利于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有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文化认同。但同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首先,全球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占领世界市场之后,努力按照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重塑世界,它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其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都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达国家担心自身文化会因为人口结构性变化而丧失国民特性,担心文化秩序面临挑战;发展中国家则害怕自身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而对全球化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甚至极端的抗拒。最后,全球化时代,时空都被压缩,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碰撞,容易引发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世界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近期国际上极端事件频发,除了经济、种族、地缘政治因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文化认同的挑战是一个既存事实,而文化是存在变迁的,文化认同是可以塑造的。不同的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有些国家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国家文化认同带了积极影响。而有些国家的措施则出现了失误,甚至犯了颠覆性的错误,不但给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还引发了民族危机,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这在美国、新加坡以及苏联的国家发展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美国的公民文化教育,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的塑造等,都增强了各自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而苏联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治理措施,导致了文化领导权的丧失,最终走向解体。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吸取他国的失败教训,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开始,中国经历了传统文化认同崩塌与新的国家文化认同构建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先后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引进了多种文化思想,产生了多种文化认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原有多元混合的文化状况的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蔓延,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开始向着极端方向的发展,最终引起了思想文化上的混乱。改革开放不断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当前新的文化认同正在形成之中。就目前来看,中国文化认同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度不高,西方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认同冲击严重,保守的宗教思想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国家文化认同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新的考验。针对这些问题,借鉴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通过强化国家意识,反对狭隘的族群意识,塑造共同价值观;强化公民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强化文化领导权等一系列举措,来提升国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