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是国家公职人员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犯罪，在客观上具有隐蔽性高，直接证据少的特点，所以职务犯罪侦查的难度较大。因此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对这类犯罪进行有效的侦查。　　针对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腐败犯罪严重的状况，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某些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启动技术侦查措施，并交付有关机关执行的权力。检察机关可以启动技术侦查措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是职务犯罪侦查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也为研究职务犯罪中刑事再生证据提供了契机。　　刑事再生证据是由职务犯罪的特殊特点所产生的。在职务犯罪中，由于犯罪分子的手段越来越高明，留下的直接证据少，使得侦查工作举步维艰。但是同时，犯罪嫌疑人又大多会进行反侦查活动，在进行反侦查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留下一些掩盖自己原有犯罪事实的证据。这类证据对寻求职务犯罪案件的突破口有很大作用，司法实务中被称作刑事再生证据。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刑事再生证据在实践运用中的典型案例为切入，展开了对刑事再生证据的阐述，并对其形成背景、性质和刑事再生证据的提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意义进行了说明。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中，行为人在完成犯罪行为之后，为了掩盖犯罪的事实真相、逃避法律制裁而会进行各种反侦查行为，在这些反侦查活动中所形成的事实和材料称之为刑事再生证据。刑事再生证据概念丰富了证据法学理论，但是它并不是一种新的证据种类，只是在对证据再生规律的理解之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证据分类方法和研究视角。刑事再生证据概念的提出转变了职务犯罪侦查中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时也为采取技术侦查方式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部分分析了刑事再生证据在实践运用中的困境。首先，由于刑事再生证据的概念只是职务犯罪的侦查人员在总结办案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实践运用中侦查人员对再生证据的认知也是模糊不清的，对再生证据的界定并无统一认知。其次，刑事再生证据的获取难度较大。侦查人员没有转变传统的以口供为主的侦查模式，对再生证据的意识淡薄导致不愿意采取侦查手段收集再生证据；刑事再生证据的隐蔽性特征和检察机关只有技术侦查的启动权而没有执行权导致再生证据的获取相当困难。最后，刑事再生证据的证据能效弱化。刑事再生证据能效弱化指的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侦查人员只是将再生证据作为推动侦查进程的有效信息，利用再生证据去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者将其转化为其他表现形式，并不将其作为定案证据来使用。弱化的原因有三个：侦查人员还是没有转变依赖口供的思维，将刑事再生证据向口供转化，人为的排除再生证据作为定案证据的使用；一部分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再生证据如何使用规定不明，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侦查线索使用或者出于保护侦查秘密的需要转化为其他表现形式；“刺探、干扰型的再生证据”并没有达到证据的法定条件，缺乏证据能力，只能当做侦查线索使用，导致证据能效弱化。　　第三部分针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再生证据实践运用的相关建议。第一，明确再生证据的界定，只是在案件发生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进行反侦查活动中产生的证据才是刑事再生证据，犯罪过程中的反侦查行为产生的证据不能算是再生证据的范畴。第二，提高侦查人员对刑事再生证据的认识和运用能力。首先要培育侦查人员对再生证据的理性认识，树立再生证据的意识，这样才能有效收集再生证据；其次要提升侦查人员对再生证据的运用能力，使其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第三，针对一部分再生证据需要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才能获取的特点，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执行权，而不是仅仅启动的权力。第四，对于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再生证据，明确法律对这部分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的使用规则，切实发挥再生证据的证据能效作用，以便更好的惩治贪污腐败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