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国际化作为企业提升和保持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心的重要话题。虽然，对于研发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受研究视角的限制，关于该主题仍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没有被关注或给予很好的解释。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的国际化理论，从企业资源、能力、国际化过程以及东道国的环境特征入手探讨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影响区位选择和功能选择的因素。
　　然而，这些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现有研究忽略了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前提，同时也无法回答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的时间点(“When”)问题，即当已被证实的战略因素均客观存在时，企业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而不是其他时间点开展研发国际化活动。(2)更进一步，具体到研发国际化的国家和功能选择上，现有对影响区位和功能选择的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单项研发国际化投资活动的视角来探讨，尚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为什么采用多样化的国家和功能组合，且在时间轴上会打破以往的组合惯例而从事更加多样化的研发国际化活动。(3)企业的重要决策制定者——高层管理团队和CEO在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中的作用还未被深入探究。为弥补以上研究不足，本研究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中绩效反馈的核心逻辑，紧密围绕“企业绩效差距对研发国际化倾向及其组合多样性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具体地，本研究通过以下三个子研究对以上核心问题给予实证分析，并取得如下实证结果。
　　子研究一，从“出去与否”的角度，探究正向和负向绩效差距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倾向的影响，以及企业技术能力和行业技术机会对以上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以在时间窗口2010-2016年内至少有一次研发国际化活动的168家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该时间窗口内的868条“企业-年份”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绩效反馈的理论逻辑相符，负向绩效差距越大，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的倾向越高;正向绩效差距越大，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的倾向越低。更近一步，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行业技术机会强化企业负向绩效差距与研发国际化倾向间的正向关系。
　　子研究二，从“执行”的角度，探究正向和负向绩效差距对研发国际化国家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企业技术能力和行业技术机会对以上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以生命周期内至少有一次研发国际化活动的202家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时间窗口2010-2016内的968条“企业-年份”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Tobit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绩效反馈的理论逻辑相符，正向绩效差距越大，企业增加研发国际化的国家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可能越小。引入调节效应后，技术能力越强，负向绩效差距与国家多样性间的正向关系越强，正向绩效差距与功能多样性间的负向关系越弱;行业的技术机会越丰富，负向绩效差距与国家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间的正向关系越强，正向绩效差距与国家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子研究三，从决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探究高层管理团队(TMT)异质性与CEO两职合一对绩效差距与研发国际化倾向、国家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子研究一和子研究二的研究样本以及回归分析方法发现，TMT职能异质性弱化了负向绩效差距与研发国际化倾向、国家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间的正向关系，强化了正向绩效差距与功能多样性间的负向关系;TMT年龄异质性弱化了负向绩效差距与研发国际化倾向、国家多样性间的正向关系，强化了正向绩效差距与功能多样性间的负向关系;CEO两职合一弱化了负向绩效差距与研发国际化倾向、国家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间的正向关系，强化了正向绩效差距与国家多样性间的负向关系。
　　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1)贡献于研发国际化领域。①基于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前提，从企业行为视角基于“后顾式”的理论逻辑，探究研发国际化倾向、研发国际化组合(国家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因素，丰富了我们对研发国际化领域“What”的理论认识，并拓展了研发国际化领域的研究边界;②引入时间概念，区分绩效上升(正向绩效差距)和绩效下滑(负向绩效差距)两个时间点，尝试回答了研发国际化领域中“When”的问题;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识别了决策制定者、企业技术能力和行业技术机会在绩效差距与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间的调节效应，界定了主效应的边界条件，同时也丰富了三者对研发国际化的作用机制。
　　(2)贡献于绩效反馈理论的运用领域。①将绩效反馈理论用于解释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行为，丰富了该理论在创新领域中的应用;②从企业无形资源、技术环境的角度识别了绩效差距对企业行为影响的边界条件，丰富了绩效反馈理论适用的情境因素。
　　(3)为企业提供实践指导。①绩效反馈可以作为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的决策参考，但是要综合考虑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禀赋，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不能盲目行动。②根据实际情况，企业可以通过改变高层管理者的组成和企业治理方式修正决策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