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国家建设依赖于健全的国家创新体系,外资研发不仅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自主创新战略实施,更推进了自主创新主体的国际研发网络嵌入和全球创新布局。2008年金融危机后,来自美国、日本、欧盟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逐步加大在华研发投资强度,并通过人才引进、研发合作和市场联盟等方式构建创新网络,嵌入国家创新体系。依赖于优势的产业链位置和强劲的新技术开发实力,外资研发早期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催生了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外资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的关系又表现出一些新特征,由单一结构的技术扩散转变为多重结构的网络嵌入和合作共演,并共同驱动国家创新体系的有序演进。本文以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的合作共演及补贴效应为研究对象,构建两者的合作共演模型并分析合作共演中的冲突问题,检验政府研发补贴驱动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共演的路径和机理。首先,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全国范围内外资研发机构或研发中心的调研,构建机构目录,测度并刻画外资在华研发与内资自主创新体系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而借助耗散结构理论及经典模型即Brusselator模型计量合作网络熵及状态位势。其次,区别于其他研究拘泥于外资研发如何影响自主创新的传统分析范式,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阐释外资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共演的机理,使用质化研究之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通过三级编码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框架内两子系统的合作共演模型。再次,构建冲突分析图模型,探究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共演中的冲突及调节机制。最后,在合作共演模型与冲突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补贴驱动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共演的政策效应,分析了政策效应的产生路径和机理。论文创新性研究包括以下方面:(1)刻画了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基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研发中心等分支机构的调研和自主创新主体的统计性描述,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和Brusselator模型分别测度了合作网络聚集系数、中心性、结构洞等结构特征以及状态位势的空间差异。研究认为,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网络聚集系数仍较低,且外资机构仍占据合作网络优势位置,内资自主创新主体除少数高校和科研院所外,多数居于网络边缘。测度结果还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及主要中心城市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网络尚未达到耗散结构形成的临界值;外资研发布局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及中心城市合作网络偏离耗散结构临界值也较远。(2)构建了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的合作共演模型。采用质化研究方法,搜集反应外资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互动关系的价值信息,借助扎根理论三级编码范式,逐级展开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译码,提炼出了主范畴和两子系统共演的故事线,进而构建了合作共演模型。合作共演模型揭示了外资研发向国家创新体系的网络嵌入、外资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的依存共生以及外资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的协同演进的内部规律。研究认为,外资研发是通过产业生态、商业生态和文化生态等多重生态的方式渐进式嵌入国家创新体系,其嵌入路径包括基础信息搜索、企业网络嵌入、产业网络嵌入和本地化四个阶段;依存共生中的系统局部冲突和协同演进中的系统张力与冲突是两类子系统合作共演的必要条件。(3)分析了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共演中的冲突状态及其均衡问题。识别合作共演中的冲突决策主体包括外资在华研发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内资企业和政府部门,引入冲突分析图模型(GMCR)分析不同决策主体的策略选择及由此构成的策略集。假设有政府(以研发补贴方式)介入和无政府介入两种情境,构建冲突可达状态转移的图模型;分别求解两种情境下的均衡解,即个体稳定性、全局稳定性以及结盟稳定性。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补贴并未改变全局稳定性结局中决策者最优策略选择以及自主创新主体间的结盟倾向,但是其作为一种传导信号引致了新的冲突结局和四种结盟形式;政府研发补贴调节下,外资研发采取依托母公司先进技术并吸收本地前沿技术的双重策略实施网络嵌入,而自主创新主体倾向构建内部研发结盟以应对外资研发策略调整。(4)检验了研发补贴驱动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合作共演政策效应产生的路径和机理。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因果推断证实了补贴是引致外资研发机构与自主创新主体研发合作强度以及创新产出差异的主因。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证实了研发补贴、研发合作强度与创新产出存在内生性。构建由研发补贴、研发合作、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四个单一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探析补贴效应产生的微观机理,明晰了补贴效应产生的路径:研发补贴与研发合作强度存在显著内生性,政府研发补贴引致了外资研发与自主创新主体的合作行为,研发合作也增加了外资在华获取政府研发补贴的机会;研发补贴通过提高外资在华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的研发合作强度,进而提升了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了创新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