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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题目是《日本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机制研究》。虽然义务教育理念的形成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个具有交叉特点的学科,人们仍难就其含义达成共识,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解读这一概念。
因为义务教育具有免费性、强制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其经费来源就成为普及和强制实施义务教育的重要保证。本文以教育财政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分析研究日本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模式,以期能够对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为战后经济的腾飞培养了大批具有优秀素质的劳动者。几乎所有研究日本的学者,都认为日本的教育,尤其是日本的大众教育对日本的发展功不可没。日本政府重视基础教育,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在近几年国民经济持续低增长的背景下,公共教育经费仍保持GDP3.5%的水平,并且绝对数额保持不断增长。其中义务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的35%以上。除了重视经费投入以外,日本还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合理、有效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都能够严格按照立法规定各司其职,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进了以减少财政赤字,削减开支为中心的“结构改革”、“三位一体改革”,其中削减国库补助金,从财源保障到一般财源化势必给已有的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机制带来影响。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从下面三章逐渐展开论述。
第一章作为背景知识,宏观上介绍义务教育的相关概念、日本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过程以及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重点是从公共产品理论和转移支付理论出发,通过对义务教育产品属性的讨论和界定,得出在现代社会政府为义务教育所需经费提供必要保障,通过转移支付,合理配置政府间在义务教育经费上的财源的结论。关于义务教育产品的属性,学界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王善迈(1996)从教育属于非营利的公共部门出发,认为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非私人产品,其中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而且进一步从教育的非垄断性质、公共物品与市场关系以及物品的竞争性分析,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所以教育产品为准公共物品。厉以宁(1999)从教育的供给者和教育经费的负担方式来确认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认为义务教育是具有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教育服务。袁连生(2003)认为教育在消费上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消费特征,从直接消费效用看,义务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从间接消费效用上看,义务教育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正效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笔者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的经典理论,认为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
第二章作为本文的重点,分别从中央政府(国库负担制)、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家庭以及义务阶段的私立学校三个方面阐述各自负担部分和职责。通过分析发现日本义务教育经费的财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国库支出金和地方交付税。日本中央政府与都道府县在义务教育财政责任上的分担体现了事权和财权相对称的原则,即日本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财政收入的2/3,支出只占全国的1/3。因此,日本义务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都道府县仅负责中小学教职员工资的一半。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日本把义务教育视为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由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共同承担财政责任,中央政府依法通过无条件的转移支付和专项配套补助相结合的形式,较好地解决了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所带来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第三章总结归纳了日本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机制的特点。除了重视基础教育,加大义务教育投资力度义务,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以法律为依据,依靠教育法制的不断完善来保障和促进教育的发展。在普及义务教育过程中,重视法制建设,使教育行为与教育行政管理行为严格地按照有关的教育法律进行,并通过法律有效地推动和保障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公式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设计科学,具有可操作性的计算公式,不仅包含了地方政府无法控制的标准支出和标准收入,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考虑到了影响两个变量的其他客观因素。不仅如此,日本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均纳入了法制化的管理轨道,使各级政府的一切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责任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最后,结合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费使用方面的突出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从日本的现行体制中能够有所借鉴。继续加强对义务基础教育的重视,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和高层政府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方面的职责;完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法制保障;建立健全科学、合理、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