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金融市场并不像传统假说认为的那么有效,不少经典金融理论所无法合理解释的异象不断涌现,并且很多异象都与投资者的行为高度相关。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市场行为主体其实都是“有限理性”的,投资者的认知和决策过程其实是一个心理过程,常常会受到个人情绪、投资经验、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非理性的行为偏差。投资者情绪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投资行为和心理因素的一种主观衡量,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诸多国内外文献已充分证明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预测股票未来收益的能力,但对于投资者情绪的跨市场效应的检验,特别是对债券发行市场影响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和多元回归法,构建了剔除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月度投资者情绪指标,以债券的票面利率与发行日同期限的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差值,作为债券融资成本的衡量指标。选取2007年—2018年9月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为数据样本,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深入研究了股票投资者情绪高低与债券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弥补当前对投资者情绪跨市场效应检验的不足。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通过阅读国内外大量的相关文献,梳理投资者情绪的定义、度量方法及应用方向,理清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总结投资者情绪与债券融资成本相关的研究成果。第二,基于已有的相关理论和文献,通过理论分析推导投资者情绪对债券融资成本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一方面,从“传染机制”来看,由于股票价值与债券价值以相同的企业价值信息为基础,投资者基于所获取的信息对金融市场做出基本一致的价值判断。当市场投资者对预期股票价格持有的态度越乐观,积极情绪会通过市场间的扩散使得投资者对债券的热情程度也提高,债券的融资成本因需求量的增加而下降。另一方面,就“避险机制”而言,股票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会造成股票价格不断被高估,偏离其基本价值的程度越大,理性的投资者此时会意识到股票市场泡沫风险的存在,进而为规避风险转向投资风险较低的债券,债券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从而导致融资成本的下降。第三,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以及构建方法进行说明,并整理出相应的描述性统计,内容覆盖了投资者情绪、债券融资成本、债券基本要素、主体特征因素、宏观经济层面等多个方面。第四,通过实证回归发现,投资者情绪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说明投资者情绪对债券融资成本的负向效应是稳定存在的。当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高涨时,乐观情绪跨市场的“传染机制”与理性投资者套利的“避险机制”,均会使债券市场的需求量增加,从而导致债券的融资成本降低。第五,本文以0为临界值,将投资者情绪分为积极的投资者情绪与消极的投资者情绪。回归结果发现,不同程度的投资者情绪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在投资者情绪整体表现为积极的阶段,该负向效应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市场情绪较为积极时,乐观情绪的跨市场传染与理性投资者避险的套利行为,均会使债券市场的需求量增加,债券融资成本下降。而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消极状态时,即使投资者情绪有所提高,但由于整个金融市场充斥着悲观的预期,投资者依然对风险保持较高的敏感性,进行金融市场风险投资的积极性较低,因此导致乐观情绪的传染动力不足,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减少,削弱投资者情绪对债券融资成本的负向效应。第六,由于在两种机制下,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选取“债券发行人是否为国有企业”和“公司债的债项评级”作为债券违约风险的衡量,引入违约风险指标与投资者情绪的交互项。通过研究不同违约风险特征的债券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敏感程度发现,投资者在情绪高涨时会更倾向于选择违约风险更低的债券品种,从而验证了“避险机制”起主导作用的假设。第七,为避免由于投资者情绪指标构建结果的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回归结果不稳定,本文参照魏星集等(2014)的度量方式,构建出新的投资者情绪变量()。通过回归发现,投资者情绪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由于不同公司债券从发行决策到正式发行的时间间隔均有所不同,因此难以准确估计具体的时间长短。本文选取发行前第二个季度的投资者情绪指标进行检验,上述所有结论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