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帝国的建立,中原政权出现了新的统治阶层,塑造了新的外部安全保障方式,同时也面临新的北部边疆形势。刘邦在战国、秦、楚之际的战争经历,在汉初沉淀为一种战略文化,受此影响,刘邦以旧思维应对新变局,造成平城之战中汉军的失败。汉廷在战后将前沿防御确定为经边的主导战略。前沿防御战略的本质是由边郡承担战争风险,经边成本则主要由内地承担,边郡的战略地位由此凸显。另一方面,边郡在帝国经边事业中能够从安全、边功、商业、仕进等方面获得利益,同时也掺杂着边民“家门即国门”的乡土之情,边郡参与经边既受到国家主导,其内部的驱动因素也不容忽视。三面临边的敦煌是边郡的典型样态,研究敦煌对西域事务的介入,有助于我们理解边郡在汉代边疆经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汉帝国经营西域首先是出于对华夏区域的安全保障,其次是为了建立对“内属”诸国的统治,又时常体现出对招“远夷”为“外臣”的兴趣。出于对西域特殊地理环境、经济生业和政权组织形态、地缘政治格局等影响因素的因应,汉帝国的经略在空间逻辑上注重控制行政治所、屯戍据点和交通线路,点线结合。在统治形态上,以西域都护统领天山南北道诸国,但主要依靠当地酋首自治,实行消耗最低的间接统治。在交聘策略上,善于分化、瓦解敌对阵营,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和属众。汉帝国以乌孙、都护府、敦煌郡为统治支点,依托盟友、城邦诸国、边郡的实力,分别以徕远国、安天山、固河西为目标进行了三种战略设计。敦煌是其中小西域设计的统治支点,同时对大、中两种西域设计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东汉尤其是东汉中晚期,汉帝国对西域的管控意愿和管控能力明显弱化甚至缺失,其时敦煌郡在应对西域危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传统所谓“代管”说不同,敦煌郡不具备西域事务的决策权,而是仍需临事奏闻,依朝廷意旨行事。敦煌郡在经边考量中始终遵从、但又时常超越本地和利益,能够以汉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孤立个体的立场去界定利益、权衡得失。技术和组织方面的优势、汉廷的前期经营以及边郡太守较重的权势是东汉敦煌经略西域取得较大成绩的条件。但敦煌郡的地理、组织缺陷以及西域战事中的协同配合问题等使得其对西域的控制往往是不完全、不稳定的。汉帝国利用使节参访路线、朝会礼仪、汉式建筑以及都城的公共空间等景观向周边国族确认和宣告统治权威。敦煌作为华夏文明的窗口承担着向西域“示汉富强”的使命,其地名、城市、学校和邮驿系统等景观蕴涵着汉帝国自我形象建构的意味。汉时敦煌的地理意象经历过一个由“蛮夷之地”到“华夏之区”的转变过程,这种意象的转换使得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原人士始终以保家卫国的热情保卫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