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自从人类出现经济活动以来就一直存在。产业集聚作为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是经济关联、知识关联等市场自组织机制和包括政府行为、政策等在内的制度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源泉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政府、学术界和工商企业界的关注。产业集聚不仅仅是单个产业在空间的集中过程,随着市场一体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更多地表现为关联产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和在价值链上的垂直联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提升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三大战略之一。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已经形成并不断强化“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市北京,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外围城市”的“中心—外围”空间圈层结构。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产业断层现象明显,区域内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产业分工和分布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本文聚焦京津冀城市群,从产业、空间和制度等维度,系统考察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理以及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内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对于拓展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践研究、优化产业合理布局和企业区位选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产业分布由资源禀赋差异决定,这是“第一性”的决定力量。Marshall提出外部性理论,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角度阐释了产业集聚的问题。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成本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自然禀赋,而且取决于先期经济增长产生的货币外部性大小,这是“第二性”的决定力量。单一产业集聚和关联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外部性和“中心—外围”空间模型的思路进行拓展和演化。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本文尝试从产业、空间、制度三个维度,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剖析两大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条件,以及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间差距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层面,借鉴Venables(1996)的垂直关联模型,引入生产性服务部门,通过模型推演,从产业和空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两大产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理;同时,借鉴张若雪(2009)的理论分析思路,通过构建模型,解释两大产业在经济圈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形成空间协同集聚的机理。在实证研究层面,本文首先对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两配对组合行业的产业关联度和空间集聚程度分别进行测度,并运用四象限图进行直观描述,以揭示本地区两大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然后根据理论分析框架,使用2005-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相关数据,构建地区商务成本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两大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理和地区差距效应进行计量检验。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互作用的,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可以实现两者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二)在京津冀城市群,北京作为中心城市已经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主要承担研发、管理等职能,占据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高端位置,外围城市集中的主要是制造业,这种“中心—外围”空间布局反映了两大产业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而且不断得到强化。就京津冀地区而言,在中心城市北京集聚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依靠知识外溢、劳动力池共享等外部性实现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三)产业关联并没有对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反映了该地区存在明显的产业断层或产业悬崖。商务成本与协同集聚水平呈倒“U”型关系,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商务成本已经超过均衡值(最优点),并且呈逐渐上升趋势,不利于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四)城市群功能分工反映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布局。京津冀中心城市北京与外围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它们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该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仍处于较低层次,区域产业发展链条脱节,这是该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五)地方政府的干预无论是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还是对缩小地区差距,都表现出抑制作用,其后果就是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跳出仅仅从产业层面或静态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套路,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多维度、动态化地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理和地区差距效应。立足产业发展演进规律和我国区域分工合作的现阶段特征,将研究的地理空间单元从常见的单个城市或省(州)扩展至城市群,并聚焦京津冀城市群,以更好地揭示我国首都圈产业协同集聚的特点和规律。从产业协同集聚的视角考察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性,为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