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何获得较之霸权国更多的国际支持,否则崛起将是极为困难的。同时,核战争意味着彼此的完全毁灭,因此,中国在非战争条件下实现崛起,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支持,尤为需要获取较之霸权国更多的技术支持。为此,笔者尝试从理论和历史两个维度,探究技术支持,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支持与国家崛起的内在逻辑。首先,充实和完善理论架构。笔者在对“技术支持”、“互联网技术支持”和“技术赋权”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运用现实主义探讨技术支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螺旋”互动,即“技术赋权”与“技术为用”。笔者认为,一国的技术水平同其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程度关系紧密,可以视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民族国家能够以技术为手段,包括常规威慑、核威慑、军备控制和技术贸易在内,捍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当今技术领域的核心,互联网技术同样对崛起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相对应地,笔者尝试将互联网技术支持分为“硬支持”和“软支持”两个维度,认为崛起国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增强技术实力,耗散霸权威慑,并引导标准设置,参与机制创建。其次,重读和解构历史。笔者基于技术支持的视角,重读十六世纪以来的历史,探究四次技术革命与大国兴衰的相关性。一方面,笔者认为,肇始于英国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助其“一强独霸”,技术的力量催化“日不落帝国”的兴起,可谓“技术之兴”。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生发,并在形成“诸强并立”的格局中发挥了承前作用,堪称“技术之承”。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历程同“美苏争霸”史相交织,而美国比苏联获取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并助其成功战胜苏联,俨然“技术之启”。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而技术支持更是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命门要害”,可称“技术之要”。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的发展,火车、轮船、飞机、卫星和计算机等技术性产物的出现,促使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同时,国家间权力斗争的场域相伴演进,争夺目标从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发展到制天权。信息革命持续深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家间围绕国际互联网治理争论不休,对制网权的争夺愈加激烈。再者,提出中国获取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治理路径。笔者认为,中国为获取较之霸权国更多的互联网技术支持,需在三个层面发力。一是技术层面。对内而言,提升国家能力,维护网络主权;对外而言,加强国际合作,缩小数据鸿沟。二是观念层面。坚持网络主权理念,秉承《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公平互利原则,以赢得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三是实践层面。完善全球共管组织,参与领导国际互联网治理;维护网络世界秩序,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平崛起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而中国需要获取较之霸权国更多的技术支持,方能靠近国际社会的最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时代,赢得“互联网技术支持”,是国家“非战”条件下崛起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