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国际避税是国际税收的重要课题。国际避税问题,由于涉及到世界各国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制度、税收体系、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各国的认识和实际操作都不尽一致。我国对反避税问题的探索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年来,中国的反避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反避税是为了促进依法治税、维护国家税收的安全。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1章是对避税的理解。避税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纳税活动,由于世界各国反避税的税收实践不够,当前世界各国还没有一部税法能对“避税”作出直接的定义。由于没有定义,对“避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解释,归纳起来有三种理解,第一种认为“避税”是在不违背法律意图的前提下,利用法律的漏洞、缺陷等,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第二种认为“避税”类同于偷税,但又不象偷税那样要得到应有的惩罚;第三种认为“避税”是合法的。本文认为,“避税”是界于偷税和合法行为之间的一种经济活动。 第2章是对避税的分析。经济学对避税的分析侧重于认为,避税是一种基于成本和效益对比的决策。世界上主要有六种避税模式,即纳税人的迁移、资本弱化、避税港和受控外国公司、成本分摊协议、转让定价、滥用税收协定。跨国公司在进行避税筹划时,往往不是单独使用一种避税模式,而是综合运用各种避税手段,使得避税更加复杂隐蔽。在各种避税模式中,我国税法仅针对转让定价行为建立了单独的法律条款,资本弱化和滥用税收协定的限制条款仅散见于其它各部法律中,尚不成体系。对于避税港和受控外国公司、成本分摊协议,我国至今在法律上还没有做出任何限制。 第3章讨论我国反避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反避税立法和实践工作起步较晚,不够全面,而且法律条款的效率层次较低。当前,我国反避税存在的问题包括:反避税法律非常单一,且没有纲领性的法律条款;反避税人员的执法主体资格不够明确: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申报的要求没有刚性,缺乏后续补救措施;关于正常利率水平的确定没有统一的标准;虽然规章要求要对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价格的合理性做出分析,但实际工作中这一点很难做到;实施反避税调查时向被调查对象下达的税务文书在税法中没有列明;规章中列出的三种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反避税实际工作的需要;缺乏诸如资本弱化、避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