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判模式:笔录中心主义与庭审中心主义。目前，我国的刑事审判即为一种依赖于侦查案卷的“笔录中心主义”模式。未经控辩双方举证及质证的笔录类证据通过案卷移送制度在开庭之前即可为裁判者接触;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方提交的案卷笔录被视为具有绝对可采性及高度证明力的证据材料;庭审结束后，刑事法官则在查阅、研读案卷的基础上作出裁判。　　换言之，法庭审判成为一种对侦查结论的二次确认程序。以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模式不仅造成法庭审理流于形式，冤假错案频发，而且导致通过审判程序而形成终局性裁决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难以在我国完全建立。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庭审中心主义不仅是民主社会解决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根本方式，而且是刑事程序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审判是事实认定的中心环节，而庭审则是审判活动的决定性因素。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为审判程序改革提供了新契机，构建刑事正当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案件筛选机制，坚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让法庭审判敢于不走过场。然而，鉴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与文化传统，从证明力切入是当前形势下一条可能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