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以年均19.1%的速度增长,并于2013年以4.16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总额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高速发展的出口贸易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繁荣贡献了重要力量。但在贸易额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贸易结构却存在着重“量”轻“质”的问题。中国出口企业多以“贴牌”(OEM)和加工贸易等方式融入国际分工,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出口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近年来,由于外需疲软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已出现大幅放缓的态势。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不仅要稳定贸易增长,更要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而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反映经济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其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地区技术水平。因此,研究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可以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理集聚特征逐渐凸显,出口贸易等经济活动逐渐向东部沿海集中,制造业大多也集聚于东部。关于集聚促进贸易出口的研究已有丰富的理论论证和经验检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究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本文在对国内外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改进后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指标计算2002-2014年间中国31个省(市)的总体层面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根据图表进行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对比分析和分三大区域、分省的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总体层面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技术结构处于升级阶段,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多出现下降趋势。一般而言,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但中、西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幅度明显大于东部。运用区位商指标测度2002-2014年间中国31个省(市)的地理集聚程度,发现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省份集聚程度较低,但东部省(市)的集聚程度也不尽然都属于高水平,比如北京和海南。然后,在Krugman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通过数理推导的方法,将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模型化,从理论角度对二者关系进行阐述。最后,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在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视角下,对全国层面以及分地区层面进行分别的回归分析,并运用OLS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支持前述实证分析的结论。结果表明:一、在全国层面,地理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不同密集度分类之后,发现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升级则无显著影响。二、在不同地区,集聚的促进对象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集聚对总体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品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结构升级无显著影响。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可以显著地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升级,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结构升级无明显影响。三、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对于全国层面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提升具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FDI流入总体上而言促进了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中西部地区FDI的流入对于制造业的出口品技术含量提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表现为FDI的“挤出”效应。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在不同地区、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中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力有所变化,从总体上而言促进了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