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上海书业公会)是1930年在上海书业公所、书业商会和新书业公会的基础上整合改组而成的出版业同业组织,以维持增进同业公共利益及矫正同业弊害为宗旨。从1930年到1937年,正值书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上海书业公会组织制度日趋完善,功能作用持续发挥,社会影响不断增强,不愧为上海重要的工商组织和全国书业的领袖团体。这一良好发展趋势在1937年急转直下,彼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很快沦陷,大量书业企业内迁,致使上海书业公会会务濒于停顿。本文以1930年至1937年的上海书业公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上海档案馆丰厚的原始档案,引入工商同业组织现代化理论,尝试分析其在这一时段的历史过程、制度建构和功能作用,探讨其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轨迹,总结其服务同业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以期为当今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从1930年到1937年,按照政府法令的要求和书业发展的需要,上海书业公会不断进行组织制度建构和完善,会务运作日趋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化,为其经济、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传统行会的强制性和封闭性不同,上海书业公会在严格审查的前提下,奉行非强制入会和非限制出会的原则。与传统行会机构设置简单、缺乏监督机制相比,上海书业公会最终确立执监委制,形成了会员大会、执委会和监委会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大量创设专门办事机构,形成了分工明确、高效运行的科层化管理体制。毋庸讳言,上海书业公会的组织形态已然相当成熟,现代化程度逐步提高。上海书业公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体现在组织制度上,而且反映在功能作用上。从1930年到1937年,上海书业公会始终遵循维护书业利益、促进书业发展的服务理念,致力于实现比传统行会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影响更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即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会员书店的经济利益,开展细致周密的书业调查。文化功能即维护出版自由,推动文化发展,查究不良读物。社会功能即广泛支持公益事业,努力协调内外纠纷,积极参与公共活动。这些功能的实现彰显了上海书业公会与政府、商会、其他社会团体的互动关系,对书业的繁荣、上海出版中心地位的巩固乃至全国教育文化的进步助力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