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西方文明思想席卷全球,即便是在中国和韩国这样的儒教国度,民主自由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韩两国,传统的儒家封建思想始终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根植于人们心中,女人们依旧过着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即便开化思潮的先锋已经吹响了女性觉醒和女性解放的号角,女人们还是很难从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加之当时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不少女性甚至不得不选择卖淫的方式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老舍(1899-1966)和蔡万植(1902-1950)是中韩两国现代文坛的代表作家,两人在30年代均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以揭示时代的黑暗和人间的疾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家都对那个时代的女性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将女性们悲惨的生活透过小说如实的反映出来,批判了传统封建礼教的残忍以及当时社会的黑暗。家道没落、生活贫困、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等等,相似的生活背景和创作理念,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素材,让老舍和蔡万植小说的比较,特别是小说中出现的女性人物的比较研究变成可能。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并将老舍的《月牙儿》《微神》《柳家大院》《骆驼祥子》等作品和蔡万植的《女人的一生》《生命》《离开玩偶之家以后》《浊流》等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形象来探讨两个作家对于女性问题的认识。为此在第一章中,笔者通过对于已有研究的论述找出问题点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宏观的社会大背景和微观的个人生活经历对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第二章里笔者会首先对20世纪30年代中韩两国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一番全景式的论述,继而介绍两位作家的出身和生活经历,从总体上对于他们的女性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第三章里笔者将以“为家庭不惜自我牺牲的女性形象”、“守护家庭的传统型贤妻良母”、“反抗当时黑暗现实的新女性”以及“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四个部分对老舍和蔡万植30年代代表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深入的比较分析,呈现出30年代中韩女性悲苦隐忍的不幸命运。第四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在这里笔者将综合的论述两个作家3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并透过这些鲜明的女性形象探讨老舍和蔡万植对于女性认识的异同之处。本文中所涉及的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即传统女性、新女性以及坏女人。传统的女性们通常都是愚昧的遵从封建礼教制度,两个作者通过对于这些既善良又有些懦弱的传统女性的描写,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她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源是黑暗的社会和惨无人道的封建旧习。对于那些人见人恨的反面人物,表面上看她们虽然做了不少坏事,但是实际上都受到了封建思想的毒害,没有得到好的下场,对此两位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反面女性本身即是封建礼教的庇护者同时也是其受害人。在这两类人物的勾画上老舍和蔡万植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在现代女性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巨大的不同。在老舍的小说中,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在黑暗的现实下,大部分都是以悲情结局收场,说明当时的老舍对于女性解放问题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与此截然相反,蔡万植在当时已经接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熏陶,通过对于诺拉、继凤等积极向上的开化人物的塑造,可以看出他对女性解放运动的信心,在蔡万植看来,只有抗争女性们才能真正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未来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