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开始。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南京进入长达八年的沦陷时期。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地区粮食等物资稀缺,货币紊乱,通货膨胀严重,民众生存维艰。一至冬季,民众更是饥寒交迫,无法生存,严重威胁社会治安与统治秩序。严重的社会问题迫使汪伪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对冬赈问题格外重视,以纾民困而维国本。而生产的发展和财政状况的好转则为汪伪国民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救济提供了可能。伪“首都冬赈委员会”的成立与运行,是汪伪国民政府履行政府职能,塑造政权合法性,争取民众支持,增强社会控制,促进社会安定的一次努力与尝试。1940年10月30日,《南京市冬赈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正式通过,对委员会的职责、人员组成、组织设立、赈款来源、会议召开、会址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伪“首都冬赈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均以此为蓝本而成。11月16日,首都冬赈委员会筹备会会议通过《首都冬赈委员会组织规则》,对委员会的组织设置和委员来源作了详实规定。伪“首都冬赈委员会”举办的冬赈属于官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在其组织成立、运行机制及赈济实践中均有明显反应。委员会委员长由汪伪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副委员长由南京市长兼任,是一个中央与地方联合组织成立的临时赈济机构,于1940年11月正式办公,1941年3月撤销。伪“首都冬赈委员会”在赈款来源方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特色。拨款占据赈款来源的主体,赈款来源的单一化特征明显,多元化、社会化的赈款来源方式在汪伪国民政府时期已经缺少舞台。女界演剧募款因女界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而成效显著,并占据了募捐款项的主体。委员会还通过发放捐册给党政机关部门和行业公会来进行募捐。这种形式的募捐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组织色彩。赈款来源单一,政治色彩浓厚,呈现出了政权特色和时代特征。政府拨款,机构筹款,多渠道筹集赈款和赈物,为赈济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委员会的赈济措施主要包括普赈、庇寒所收容和隐贫赈济等。普赈是冬赈的主体,无论是耗资之巨还是救济人数之众,均非其它赈济方式所能比拟,反映了冬赈的普及性质。委员会成立庇寒所,救济游民、残老、妇孺等弱势群体。举办隐贫考试,考试科目涵盖论文、公文、书法、金石、翻译和绘画等科。委员会通过种种赈济措施,努力增进对社会的控制和对思想的引导。伪“首都冬赈委员会”成立后,经费相对充足并且稳定,为冬赈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财物基础。在中央与地方的合力领导下,委员会取得了一定的赈济成效。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机构设置、资金来源、赈资赈物的募集,赈济的手段和政策,都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和时代特色。委员会注重控制和管理,体现了汪伪国民政府对于稳定的重视以及构建自身意识形态和塑造政权合法性的努力。委员会各个部门的监督、对管理人员的监视、对救济对象的控制、对知识分子的争夺、对基层的控制都反映了这一特点。伪“首都冬赈委员会”由官方举办,募款、施赈官方色彩浓厚,受到官方的强烈控制,具有很强的组织色彩,民间参与很少,外来势力弱。这是由于汪伪时期,官方对包括慈善团体在内的社会组织的设立和运行设置了诸多障碍。以伪“首都冬赈委员会”为切入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汪伪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管理中存在的政府越位、社会组织和公众缺位的特点。政府权力的扩张使得社团组织缺乏生存土壤,慈善组织的发展也受到遏制,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汪伪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救济救灾主体较为单一,社会参与较少,基本由官方控制和主导,政府缺乏向社会和民众的权力让渡,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社会救济的构成和组织中缺乏相应地位,无法担负监察责任,不利于赈务的透明化和赈款来源的多源化。同时,由于伪政权对媒体管制严格,社会不可能对其社会救济进行有效传播和监督,这也导致其社会救济呈现官赈的特征而少义赈的色彩,反映了汪伪时期“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