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下乡的对象主要是家住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国家鼓励他们回乡务农,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压缩初中,小学的招生人数,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农村的文盲多,农业合作化后,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和初级办事员。之后,学生下乡逐渐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方向,城市学生也逐渐自发的下乡务农。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根据这一最高指示,全国上下立刻沸腾起来,上至中央下到生产队,全国各级政府纷纷响应这一指示。洛川县地处延安地区南部,1968年底共有2395名北京知青来到这里,分别安置在全县16个公社中。本文拟在安置,再教育,返城三个方面就洛川县北京知青进行探究。在安置初期,县革委会根据上级要求和各生产队实际情况,妥善解决住宿,安置经费的发放,口粮供应,布棉用度,医疗卫生,精神需求,劳动工分计算等安置工作。为了让安置政策落在实处,洛川县革委会不定期的在各公社,生产大队中展开调查,及时调整住宿,经费管理,工分计算等方面的问题,确保知青在生产队的基本生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洛川县各公社运用典型引路,组织学习班,大火炼真金等形式对知青进行再教育。从内容上看,主要有重构知青的阶级观念、劳动光荣价值观、集体主义价值观等。正如不可高估再教育的成效一样,同样也不可低估知青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受到的深刻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典型的体验教育。通过再教育,北京知青与群众逐渐建立起了亲密的情感纽带。有的知青为村里建立了幼儿园,有的知青致力于改善生产队的教育卫生事业,参与水利工程建设等。由于知青成分复杂,知青下乡没有统一的时间规划,再教育的成效在有些知青中,尤其是被划分为“黑五类”的知青中收效甚微。但是从长远来看,知青们通过再教育获得了让他们受益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来看,这笔财富不仅是知青个人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随着“四人帮”被抓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知青回城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从下乡运动一开始知青返城就从未停止。洛川县最早返城的北京知青是36名病残学生。之后,知青返城的途径多是招工,考大学,接班,参军,回原籍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到了1979年8月,实际留在洛川的北京知青只有11人。根据知青个人的实际情况,11人被安排在洛川县各级单位工作。这11人也是真正意义上扎根于洛川的北京知青。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人说他们是“失落的一代”,认为他们的青春被耽搁了。但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来看,他们则是“昂扬的一代”,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不怕困难的吃苦精神,敢于向前闯的拼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