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两汉几次重要的今、古文学争论的梳理,凸显经学之争的转型特征,及其在汉代经学史上的意义。兹将各章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通过对刘歆之学如“引传文以解经”、“日食及十二分野”等的论述,以及后世对于原初史实的“误读”,表明在考察刘歆之学时,须对原初史实与后世阅读史所引发的问题有明确的区分意识。 第二章是对前章的更深论证,以往的学者在论述刘歆(移让太常博士)时,常免不了将刘歆提倡古文学与王莽政权联在一起,但如果明了两汉博士官的设置制度及其背景,对于上述的看法将会有所修正。本章对石渠阁、白虎观会议的论述即围绕着博士设置制度而展开。 第三章则从主题学角度考察经学之争的转型。两汉今、古文学之争,不仅出于争立博士官的分歧,也出于义理的差异。这章考察经义之争的佯谬性特征,对于理解今、古文学之争的知识学型态,提供另一种认识。 第四章是对经义之争论述的再加强。何休与郑玄的争论,不仅也具备佯谬特征,而且在史实、训故,乃至于辞例学的辨难上,都彰显了经学之争的逻辑性。此种逻辑特征与争立博士官截然不同,这对于重新认识汉代今、古文学之争的知识学型态,更是直接的素材。 第五章讨论廖平的《今古学考》,属于学术史的范围。廖平认为今、古学之分的关键在于礼制,本文讨论了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及其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 附录以刘逢禄的《春秋》学为个案,研讨清代今、古文学之争的特征与内涵,为讨论汉代的今、古文学之争提供必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