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作品也流传到了与古代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并引起了众多朝鲜文人的好奇和关注。本文旨在详细考察朝鲜后期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情况。韩国学界就钱谦益接受问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多将视线集中在18世纪中期钱谦益降清变节之事曝光以后,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文人对钱谦益的批判上。本文通过收集整理现存17-18世纪朝鲜后期文人文集和“燕行录”中提及钱谦益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的朝鲜文人的钱谦益接受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也广泛查阅了与这些文献相关的钱谦益的文学作品,相互参照之后,对东传初期的钱谦益接受情况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考察,并从中发现了这一时期朝鲜文人在面对中国文学时接受态度的转变。此外,本文还梳理了东传后期朝鲜文人对钱谦益的各种评价,以此管窥朝鲜文人从明朝灭亡后到18世纪末在对中国意识上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本文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为序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归纳和总结了相关的先行研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章主要考察了钱谦益编纂的《列朝诗集》,及其《初学集》和《有学集》两部个人文集传入朝鲜的具体时间和途径。第三章着重整理了在不知道钱谦益降清变节的情况下,朝鲜文人对钱谦益“其言”的初期接受情况,包括对其编纂的《列朝诗集》和其诗文、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杜诗笺注的接受情况。由此,进一步考察了这一时期的朝鲜文人在阅读钱谦益时所怀抱的期待,并阐明了这一时期的钱谦益接受是单纯地从文学的层面进行的,并且相较于过去对中国文学单方面的积极的接受,此时的朝鲜文人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姿态,以更为客观的、批判的眼光去评论钱谦益的文学。第四章追溯了朝鲜后期文人对钱谦益其“人”的认识过程。最初朝鲜文人将钱谦益视为“皇明遗老”、“大朝词伯”,后来“降清变节”之事曝光后,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文人视其为明朝的叛徒。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实学的发展,朝鲜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钱谦益文章中贬低朝鲜文人的言论也成为了被批判的重点,从而导致对他的文学的负面评价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朝鲜文人对钱谦益的人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甚至对其文学都加以否定。钱谦益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他在朝鲜后期的接受情况也同样与众不同。朝鲜后期文人对钱谦益接受态度的转变不仅反映了朝鲜后期文人对中国文学接受态度的转变,也折射了其在对中国意识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