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E.L.多克托罗的《纽约兄弟》(2009)秉承其一贯的创作风格,将真实历史与虚构叙事进行拼贴和杂糅,再现了美国历史上一对臭名昭著的“怪物兄弟”霍默·柯里尔和兰利·柯里尔。小说借助霍默的第一人称叙述,呈现了美国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近百年的历史画卷。多克托罗赋予边缘人——盲人霍默以言说的权利,借助他的“看”、听与触摸感知家宅内外的“物”与历史变迁。多克托罗将物对人的身份塑造过程,物与人在后工业社会中的关系变化编织进琐碎又丰富的物质细节之中,体现出物与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此,本文以物论为指导,探究“物”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何从人类控制之中解放出来,对物人关系进行颠覆并重新掌握主体地位;揭示“物”的暴力和本体之“物”的黑暗力量对人类的生活、情感和生存状态产生的压迫,进而呈现出精神的异化和物人关系的疏离;论证作为主体的人如何意识到“物”的存在并利用“物”的力量抵抗现实世界的混乱无序和支离破碎,最终重建物人关系,由此重新认识“物”的地位和“物”的书写对当代社会物人关系的意义。除引言和结论外,论文主体部分分三章论述小说中的物人关系。第一章聚焦主体的“物”在颠覆传统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起到的能动作用,通过对小说中霍默感知之下的物、兰利囤积的物和黑色百叶窗的变迁史的分析,探究作为文化表征的“物”背后暗含的时间隐喻意义,思考多克托罗如何运用柯里尔兄弟的时间博物馆的生成与覆灭展现二十世纪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文化变革和物人关系的初步颠覆。盲人霍默感知之下的物作为叙事时间的标志,通过其主体性帮助人类实现意义建构。物的书写蕴含了多克托罗对长期以来自称主体的人类的地位的反思与理性审视;兰利的囤积之物被赋予时代意义,串联起美国二十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个重大事件。技术物品的书写揭示了多克托罗对美国转型期科技发展和媒介方式变革所能带给人类的福祉和进步的质疑;小说中丰富的物质细节作为揭露历史的证言成为颠覆传统物人关系的关键,黑色百叶窗由关闭、打开到永远关闭的过程展现出美国正义和进步的旗帜之下所隐藏的城市边缘群体的悲伤与幻灭,反映了多克托罗对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巧妙反讽和抨击。第二章通过考察中央公园、房子、房子内囤积的垃圾等本体之“物”在文本中所体现的空间的动态变化,深入挖掘与这些物品的兴衰浮沉所对应的20世纪的美国在现代化进程和工商业文明影响之下的消费变革和都市人生活的变迁,透视多克托罗如何运作本体的“物”及其感性特征之间的巨大鸿沟构塑物人关系的冲突和异化。中央公园作为承载着都市人梦想和希望的精神绿洲在城市水泥森林的合围之下逐渐下沉,其变化轨迹体现出都市化冲击之下传统建筑的日渐式微和消费型建筑的“异军突起”;房子内的垃圾书写暗示了“物”的暴政导致人类的主体性丧失,成为为物所役的对象,体现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变革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个体生存空间的压缩;柯里尔兄弟的房子由最初的四层豪宅,最终沦落为“垃圾之家”的变化则体现出物能够通过其黑暗之力使得身处其中的人呈现精神的无序和失落,揭示了工商业文明的入侵对于现代人精神空间的种种冲击和压制。第三章从“物”的社会性入手,通过分析“物”如何影射或象征美国社会具有不同身份,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物的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其行动,论证了“物”在人物身份的塑造和物人关系的重建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柯里尔兄弟囤积、使用的各种物品的书写以及兄弟俩由西装礼帽到破衣烂衫的服饰变化反映出商品通过其符号功能参与和决定社会阶层的重新界定,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阶层区分趋于物质化的影响;与各类移民群体相关的“物”的书写生动地展现了移民群体为化解身份危机,挽回被边缘化的命运而做出的不同努力。多克托罗对移民群体这一社会“边缘人”形象的刻画成为美国文学中对美国梦的追寻和破灭的一个重要范本,暗示了美国社会变革时期,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之下,移民群体要实现美国梦更是难上加难;从无生命的客体到意识到“物”的力量,并利用“物”的社会属性实现其身份重塑,柯里尔兄弟摆脱了物化身份,成为时代的先驱者和预言家。兰利对报纸的囤积不但将“物”从实用主义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实现了对物的拯救,更实现了对自我的精神救赎。“柯里尔的终极日报”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终结混乱的向往和对事物终极真相的追寻。在此意义之上,物与人的二元对立被消解,一种新的物人关系得到构建。通过剖析小说中柯里尔兄弟囤积强迫症的成因和实质及其背后根植的文化记忆,本文揭示了《纽约兄弟》中的“物”在参与精神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物人关系的颠覆、异化与重建。多克托罗通过对“物”的书写引导我们关注边缘群体的精神异化和生存困境,还原了被压制方的创伤记忆,赋予社会边缘人及囤积之“物”以话语权和平等地位,展现出现代化发展给人带来的禁锢和创伤,以及消费主导的社会变革对个体生存的影响和压迫,体现了时代之物与人物命运的内在耦合。“物”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既能作为实践者参与行动,也能通过其物性对人施加影响。因此,只有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消解“物”与人的二元对立关系,辩证地看待“物”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才能更好地与“物”和谐共处,互利共建。《纽约兄弟》不只是对“物”的地位和力量的全新解读,同时也对重新审视物与人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