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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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印发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的通知》,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扩大实施股权激励的覆盖面,充分调动核心骨干人才的积极性,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中央企业更多体现着国家意志,其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股权激励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等理应有别于普通企业。因此,如何评价央企控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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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印发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的通知》,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扩大实施股权激励的覆盖面,充分调动核心骨干人才的积极性,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中央企业更多体现着国家意志,其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股权激励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等理应有别于普通企业。因此,如何评价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股权激励能否促进其高质量发展?不同股权激励形式是否具有不同的激励效果?不同功能定位的公司是否存在激励效果差异?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现实问题。本文根据2019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的“考核导向”,从“效益效率、科技创新、环保意识、开放程度、保障功能、经营风险”六个维度设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三个有针对性的研究假设,以2009-2020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考察股权激励程度与股权激励形式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讨不同功能定位下股权激励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表明,第一,股权激励程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间呈现倒U型的影响关系,且企业骨干成员持股比例为8.1%时,企业发展质量最高;第二,不同股权激励形式的激励效应不同;第三,相对于商业竞争类企业,特定功能类企业会削弱股权激励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第四,不同功能定位下各个股权激励形式的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因此,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当多管齐下、共同发力,同时,应根据不同功能定位,选择合适的激励形式与企业骨干成员适度共享剩余收益。本文的贡献和创新在于:一方面,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为切入点,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分别研究不同股权激励形式的激励效应差异性和不同功能定位对激励效应发挥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政策的细化落实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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