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国有银行向真正的现代化商业银行转变，政府以各种形式为银行注入的资金总额高达5万多亿元。具体措施包括剥离国有银行的历史负担、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善银行资产状况、建立完善银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拓宽经营模式和盈利渠道、以及加强对银行业的外部监管等。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在危机蔓延的背景下，包括英美在内的发达国家不得不暂停一贯的自由主义市场手段，接二连三的向岌岌可危的金融机构采取注资甚至国有化措施。世界范围内如此普遍的银行注资现象，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截然不同，这促使学术界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政府对银行业注资行为的存在价值与特殊意义。　　近年来，我国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中创造出了骄人的成绩，在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不仅保持一贯的稳健经营风格，还表现出了良好的危机抵御能力。截至2008年末，《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上，工商银行以1739亿美元市值位居榜首，同时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列第2位和第6位。然而，看到这些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国有银行与西方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众多本质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我国银行“国有制”的产权安排与国有银行遍天下的市场结构。　　200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文章将焦点锁定中国国有银行资本问题，强调国有银行的混合型职能与绩效考核，并将这一片段纳入国有银行总体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考察，实质上是从一个侧面是对国有银行改革历程的回顾和对国有制经济的反思。　　文章考察的是在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方式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注资现象引发的相关问题。在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货币金融学、金融发展理论等相关经济学理论，以国有银行的历史发展为脉络，结合历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对问题银行救助的现象，对我国政府注资国有银行问题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探讨。　　文章首先分析了国有银行注资背后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即国有银行注资问题的制度环境与前提条件。从制度变迁理论切入，强调了中国的经济转轨和金融制度变迁强制性色彩浓厚的特征，国家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密切相关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文章深入分析了国有制在中国的特殊性，它不仅是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工具，还是巩固党政地位的执政资源。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定位与效率函数的分析，引出国有银行作为典型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混合型职能和目标悖论。中国银行业是国有银行为主的体系，国有银行对中国经济转轨和改革中的金融支持作用功不可没，但同时也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在“拨改贷”等一系列特定制度条件下，国有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甚至负利率贷款给企业，补贴国有企业，支持经济发展，成为国家为企业融资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不同寻常的金融支持，更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国有银行的与一般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上的差异。国有银行身兼“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这一对矛盾体决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函数的双重性。文章通过剖析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三角博弈”关系，以及透析政策性银行的存在价值，试图为国有银行在宏微观目标悖论中寻找题解。　　中国的银行业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行机制，因此，银行资本的特征是沿着自身特有的轨迹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西方商业银行体系下的现代货币金融理论，有时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的国有银行。文章从历史的纵深中梳理国有银行资本金在根据不同时代的特征，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银行资本与财政资金的界限模糊时期（1978-1984年）、金融改革的初步探索时期（1985-1997年）、规范监管下充实资本的调整时期（1998-2009年）。　　关于注资的界定归属，目前主流观点存在分歧，各自从不同角度将注资归类为不同的成本，比如银行业的监管成本、问题银行的救助成本或者国有体制内的沉淀成本，其引申出来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亦各持己见。但其中的共识是认为注资只是“追求短期效应”的行为，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将导致国有银行对政府注资产生依赖和浪费现象。文章为了澄清对注资归属的诸多误解，将注资与几个成本概念进行比较，力图为注资找到科学合理的归属，这对于认识国有银行注资的基本原理和政策含义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的对金融机构采取过注资甚至是国有化措施。文章从银行业“外部性”溢出效应切入，比较中西方银行业注资的异同。西方国家的银行大多是私人性质的，政府注资只是在非常时期对问题银行的应急措施，以免银行危机波及社会其他部门，换句话说，注资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政府援助力量。然而，中国的银行注资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所采取的注资模式也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国有银行大规模注资现象并非偶然，也不是处理问题银行的短期行为。应该说，中国的注资措施是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目的是优化银行内部治理和经验管理，而不是对国有制的产权安排的放弃。从长期来说，中国政府采取各种形式的注资，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深入分析国有银行注资前的历史背景和模式选择后，文章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数据检验理论判断，有的放矢的对我国银行业注资后的效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估考察。一般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价方法存在不同的体系，其前沿理论也在不断发展，推导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要客观公正的对我国注资效果进行评估，就必须先梳理既有文献中关于银行绩效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结果，然后找到适合我国国有银行绩效评价的思路及具体指标。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角度，微观企业性绩效、治理结构方面的“引制”绩效、最后是宏观公共性绩效。　　总的来说，对国有银行注资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是从一个具体的侧面观察国有银行的改革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研究我国国有银行的特殊性不应局限于西方主流市场理论的框架，而是应当通过分析国有银行目标函数、职能定位、绩效评价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方面问题，重新审视我国国有制制度安排的特殊意义。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对我国国有银行注资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国有银行的历史沿革和路径依赖，还涉及到国家在国有银行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关系到整个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对宏观金融资源控制力的政策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