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到来，让伊迪斯·华顿(1862-1937)在美国文学批评界重新声名鹊起。她塑造的独立果敢、不入流俗的新女性形象，深受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青睐，因之她本人也被贴上“新女性”的标签。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其新女性特征时往往过多强调华顿作家身份中的性别属性，或创作中友人的影响作用。　　本文则将友谊视作一种动态的话语建构和解构的过程，通过研究华顿小说中杂糅的友谊话语，考察她对新女性议题所作的反思和文本再现。论文运用福柯和女性主义话语理论，解读华顿小说中的话语内涵，即知识的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制控，并通过具体文本分析深入考察友谊话语与其它话语间的张力，以及友谊话语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历史性，认为自古希腊以降，基于“相似性”的古典式友谊话语寓示了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身份，但同时它亦为世纪之交的新女性所挪用和再诠释，使之成为对抗主流男权话语、谋取性别平等的理想武器。　　华顿将友谊中体现出来社会平等的乌托邦精神作为理解新女性运动的要旨，塑造了一批遭遇现代性危机的女性形象。她们以友谊话语为媒介，探索性别身份、婚姻改革、女性气质等，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本文认为，这些女性人物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新女性”，因为华顿所建构的友谊话语中存在着相似性和差异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她们一方面追求性别平等，试图得到男性的尊重和认可;另一方面又试图创造全新的社会关系图景，以僭越主流话语。这种矛盾不仅困扰了各个时期的新女性和华顿本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也是导致新女性平等理想幻灭的根源。　　全文以文本细读为依据，分三个章节依次探讨三个问题:新女性及其性别平等理想的复杂性，世纪之交商业文化影响下的友谊话语，和新女性婚姻改革运动中友谊话语的变迁。第一章从华顿本人传统女性角色和职业女作家身份的冲突出发，讨论她对新女性的背书和批评。将华顿描述为典型的“新女性”或将其称作“女性主义者”都不尽合理。虽然她赞同新女性对主体性的张扬和表达，但实则对她们寻求的平等主义理想持悲观之见。本章接下来从婚姻、教育和工作三方面讨论“新女性”这一概念的历史沿革，指出新女性所谓建立在两性友谊基础上的婚姻理念其实缺乏自洽基础。华顿通过《树之果》中“孩童型女性”维斯特默和“新女性”贾斯汀各自的婚恋波折，展现了现代女性从“真实女人”到“新女性”的痛苦蜕变。贾斯汀的职业精神和智性能力体现了新女性对独立自由的求索，同时也折射出华顿对新女性女性气质阙失的焦虑，以及她对现实婚姻中乌托邦式同志情谊的质疑。　　第二章将友谊看作具有性别权力象征意义的社会实践形式，重点论述《欢乐之家》中友谊话语的冲突。本章将友谊话语引入传统的异性恋批评范式中，指出那种强调精神内核的友谊恰恰是对传统两性从属关系的反拨。通过莉莉试图与塞尔登建立友谊以进入其“精神王国”的故事，华顿试图以女性自主、平等自律的条款取代传统模式下的婚姻契约。但在重商主义的现代社会里，女性希冀的这种友谊话语与古典的友谊话语会无可避免地产生抵牾。本章阐释了友谊传统中浓厚的男权底色，同时通过莉莉和法瑞希的故事，指出女性友谊的更深层次危机:即使摆脱了性别差异的限制，女女友谊其实也受控于阶级、教育等外在因素。莉莉的悲剧标志着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女性追求独立平等的两性理想的幻灭。　　第三章以新女性的友谊话语从1890年代到1920年代的变迁为纲，解读华顿创作于20年代后期的姊妹篇《哈德逊画派》和《神来了》。本章梳理了第一代新女性对女性同盟的实践和第二代激进的新女性对婚姻模式的实验，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具有鲜明新女性特征的斯皮尔斯如何作为话语主体，参与友谊观念在历史维度上的更新和转变。在《哈德逊画派》中，华顿通过哈洛和韦斯顿之间超越年龄、性别、阶级界限的友情，强调第一代新女性是通过建立智性的两性关系，来实现对传统友谊话语的挑战。《神来了》则是通过哈洛后来追求自由性爱的经历，批评了第二代新女性拒绝婚姻制度、追求两性平等的极端理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哈洛注定只能走向悲剧性的孤独，因为新女性的婚姻改革秉承了两性在本质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传统观念，始终无法跳出女性在智力上弱于男性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