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韩、中两国1992年建交之后，两国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中国逐渐成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国及主要贸易伙伴。20年以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形式、目的、方式与行业项目均有所变化。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探究过去20年来韩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特点，来发掘影响韩国在华投资的因素，包括与贸易的关系。同时，解释了韩国对华中部地区直接投资缺乏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未来韩国在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如下:首先，本文系统且详细地说明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趋势。研究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988年。本文深入考察了1992年到2012年的韩国核心文献与韩国官方报告。另一方面，本文结合了中国政策变化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变化，阐述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发展趋势。此外，本文充分利用了韩国官方统计，横向分析了每个行业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各地区之间、投资机构与动机等，以更完整角度的解释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变化形式与特征。其次，本文进行了全面和稳健的实证分析。通过对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本的相关文献的研究，并对数据的挖掘、收集和整理，本文将研究范围确定在1993-2011年较长的时间段，中国18个省份，把制造业细分成了3个行业（电子业、化学原料业、汽车业），并计算出对5个行业的劳动密集度与劳动成本。另一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1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贸易和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关系。最后，本文针对韩国对中国中部地区直接投资与贸易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域选得到如下的结论:根据1993-2011年的数据，本文利用市场因素、运输成本、集聚经济、劳动成本、人力资源、对外开放度、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计量分析，其结果显示出在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问题上，每个行业、每个阶段、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的。(1)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域选择中影响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市场规模、劳动成本、人力资源、对外开放度、运输成本。其中在韩国对东、中部地区的选择上，更大的市场规模、更完善的对外开放制度对韩国在华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劳动成本和距离因素倾向于给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带来负效益。(2)韩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中国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和人力资源对韩国在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距离是一种障碍因素。(3)韩国对华汽车业制造业直接投资;中国汽车工业总产值、人力资源、劳动成本和对外开放度对韩国在华汽车业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距离因素则是阻碍因素。中国入世后，集聚经济与投资负相关。最后由于中部地区每个因素都不显著，从本文的实证模型中无法找到决定因素。(4)韩国在华化学原料业直接投资;完善的贸易环境，具备高级人力资源对韩国在华化学原料业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在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初步阶段，集聚经济是吸引韩国投资者的主要因素。(5)韩国在华电子零部件业直接投资;中国IT产业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对韩国在华电子零部件业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此外，中国入世后，距离因素与韩国在华东部地区IT产业直接投资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在中部地区，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对直接投资也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距离是一种障碍因素。　　实证研究表明韩中两国贸易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得到的如下的结论:本文根据引力模型，使用2002-2011的大样本数据，对两国经济规模、运输成本、实际汇率、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滞后1期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来进行计量分析。韩中两国之间贸易、韩国对中国出口、中国对韩国出口对上述五个变量的影响力都不同。(1)韩中两国贸易;韩中两国贸易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很显著的正相关。距离变量并不是韩中贸易的障碍因素，不能支持引力模型的一般性原则。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两国的贸易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韩国对华直接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2)韩国对中国出口;韩中两国的经济规模、滞后1期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和韩国对中国出口之间正相关关系。而人民币升值对韩国立场不利作用。距离因素是每个地区都不显著。(3)韩国从中国进口;运输成本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是重要影响因素，韩国从中国进口（即，中国对韩国出口）与距离因素是在每个地区都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韩国从中国进口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诱发了返销贸易效应。　　实证研究发现，韩国对华中部地区直接投资缺乏的原因是:(1)中部地区市场规模低。(2)中部地区距离韩国更远。(3)中部地区高级人力资源不足。(4)中部地区贸易环境还不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