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抗战文学的认识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误读，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存在着一种充满火药味的厮杀和口号式的鼓动的倾向，“五四”以来新文学最显著的启蒙特质消失殆尽。
　　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创作的研究，发现文学创作并没有因为民族救亡而放弃思想启蒙的使命，“救亡”和“启蒙”的命题不是谁压倒了谁，它们在大后方的文学创作中同样存在。在新的战争背景下，启蒙意识的发生原因、表现形式、时代特质也有着不同的体现。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创作中的启蒙意识进行阐述，证明了启蒙意识的存在，丰富了对抗战文学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大后方落后的社会文化现状需要启蒙来改变，战时新文化中心的建立为启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作家的创作体验和文学使命促使他们不得不在“救亡”的同时坚持“启蒙”，这些就是启蒙意识能在大后方文坛产生及发展的重要原因。其次，女性解放的思想、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延续、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大后方小说创作中启蒙意识的表现形态。通过对大后方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分析来展现文学创作的趋势是救亡未忘启蒙，启蒙意识在文学创作中也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再者，启蒙在新文学中是始终存在的，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抗战时期的启蒙意识具有新的时代特质。如将个人启蒙和民族救亡结合起来，要真正有效的救亡就必须启蒙，而启蒙在一定程度上又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救亡。大后方的黑暗现实使启蒙具有了暴露特质，通过暴露来反思不合理的现状以及黑暗现实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