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选题属于理论经济学领域，而我攻读的学科点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从表面上看来，二者之间似乎有一定的差异。其实，理论经济学的价值就在于对应用经济学的指导意义。在当代中国，“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实现中国农村制度、技术、市场和社会的全面转型。很多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可以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全面转型的理论基础。对这一重大理论课题作简单的评论，是远远不够的。本论文对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系统研究和整体把握，得出结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是集中研究市场交易行为的，它没有涵盖经济社会的制度、技术和社会层面，就是对市场行为也存在着片面的认识。如果把“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我国农村经济全面转型的唯一理论基础，从理论上讲站不住脚，更会给实践带来灾难性后果。价值理论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它记载了人类探索经济思想的漫长历史，又是区分经济思想史中不同经济学流派的重要标志。它界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性质，又提供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的源头。它既规定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又能显示出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所以，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理论危机，集中体现为当时的价值理论危机；一种经济理论能否被人们所接受，也主要看其价值理论是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逻辑性；与此同时，不同经济学家在价值理论上的贡献，自然成为判定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标准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以逻辑严密、解释力强的价值理论，占据着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强势地位，成为包括经济学大师和经济学初学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学人必须学习和研究的共同出发点。时至今日，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国内外受到诸多误解。在西方经济学界，价值理论研究一般属于经济思想史领域，现代经济学家们大多并不认为其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有多少内在联系；德布鲁等人用严密的数理推理、简洁的表达方式研究价值理论，被一些经济学同行讥讽为“理性的体操”。至于中国经济学人，对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误解就更多了。长期以来，宣传、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是我们的正统，那么，与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不一致甚至唱反调的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被认为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产物，是用来对抗唯一正确的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包含有非常险恶的政治用心。现在看来，这种“批判”带有明显“左”的色彩，但曾经代表了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基本共识。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人，感到上述“批判”政治色彩太浓，于是提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从总体上讲是错误的，但包括边际分析方法在内的研究方法可以为我所用”的观点。这种认识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在笔者看来，它并未深入到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内核，仍未摆脱“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体，西方经济学可用”的束缚。当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可操作性强的优势比较明显，使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感到吸收、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紧迫性。以至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今天中国经济学人心目中的地位，要么是老古董，还有研究的必要?要么是包括它在内的西方经济学还有错?总之，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研究与批判，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分支学科林立，学派纷争并起，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要实现经济学的创新谈何容易!然而，透过表层，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要实现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就是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限制，就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当年所作的那样，以新的体系、新的范畴、新的方法取代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二十世纪在经济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熊彼特、科斯，等等，就是成功地挣脱了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束缚，即使像萨缪尔森、德布鲁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是以新的理论工具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由此看来，那些不认真研读经典著作，不了解价值理论的来龙去脉，不追踪当代经济学的新进展，却空谈推进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这些做法对学术的发展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中国，关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存在着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很容易。随便翻开一本经济学著作，都认为实现了几大创新。殊不知这样的所谓“创新”，是否解决了经济思想史上的理论难题，是否达到当代学术的前沿，更不用说其“创新”是用严密的逻辑或数理工具推导出来的。这种研究路子永远停留在经验总结阶段，根本无法达到理论创新的层面。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学人缺乏近代经济学主要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学术训练，因为正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把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比较科学的高度。不然，我们总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当代经济学，理解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就达不到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平等对话的高度。二是认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太难，不是我们所能干得了的。如果我们跟踪世界学术的前沿，我们与之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感到经济学的创新从何下手。但是，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果，除了纯粹计量经济学研究工具的创新外，几乎都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有关。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实在是因为价值理论乃经济学之根本。万变不离其宗。所谓经济学“价值理论”，就是千千万万个市场交易者在市场的组织下如何实现交易秩序。它就像谜一样吸引了自古以来理论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而且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像永恒的哲学难题一样，每一个时代富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根据时代精神的最新内涵，都会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回答；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就是一代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交出的一份份科学答卷。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永无止境。那种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已经不需研究和发展的观点，是我们经济学人对当代经济学缺乏总体理解的具体表现，更表现为我们年轻一代经济学人缺乏勇于超越的理论胆识。我们要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放在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阅读和研究。这种理论视角可能在西方经济学家眼里，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亲身体验剑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所以，在他们看来，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内的任何文化创造，都是他们所在文化影响下的结果。但是，西方文化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对于我们而言，却是外来文化，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文化创造。所以，我们要研究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就要努力走进西方文化的历史之中，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如何实现经济学价值理论的重大变革。在笔者看来，西方近代文化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牛顿自然哲学观在科学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对于肩负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做法就是仿照牛顿自然哲学观的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取代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这种价值理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它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把供给和需求建立在边际效用或序数效用或偏好之上，并且严格地推导出存在一组均衡价格，使所有市场交易处于稳定状态。必须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放在西方现代文化转型中予以批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深受牛顿自然哲学观的影响，那么对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批判，就不能像国内外许多学者所作的那样，从“经济学不是数学”或者科学哲学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批判，而是站在西方现代文化转型的高度推动经济学基础理论“范式”的转变。现代西方文化要求，科学研究需要强调逻辑的严密性，但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可以建立不同的理论体系；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打破包括牛顿自然哲学观在内的绝对体系的限制，因而，那种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是理论经济学中唯一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观点，是落后于时代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认为人的理性、非理性因素都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我们也同意经济学不研究具体的非理性因素是如何产生的，但在经济分析中，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外；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重视“主体性”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基础上如何考虑“人的内省”层面，还是世界经济学界一个未竟的难题；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多元文化，那种还想重建一种统一的经济学体系取代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作法，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基于这些考虑，全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从当代中国需要加强理论经济学研究入手，以马克思和熊彼特为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典范，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如果没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精准理解，就难以把握现代经济学各种流派。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从站在理论创新的高度出发，既要客观公正地肯定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理论贡献，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内在缺陷。该部分为后面章节的展开作了理论铺垫。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七章，论文试图站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高度，从认真研读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原著入手，以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需要、财货、边际效用、需求、生产和一般均衡等理论范畴为例，具体剖析了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经济分析历史中的理论功绩和内在逻辑缺陷。第三部分包括第八章，论文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与牛顿自然哲学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后，得出结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是在牛顿自然哲学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部分是对前面章节的提炼和深化。第四部分就是第九章，对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进行总结性地批判，指出它是经济分析历史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对当代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价值理论必须建立在社会关系而非单个个人基础之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实质是价格理论，它虽然具有较强解释力和逻辑严密的特征，但价格理论并不代表经济学理论的全部，价格也仅仅只是市场调节的一种手段；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追求价值理论的统一性，但一个统一简洁的价值理论深深地打上了十九世纪思想家的思维烙印，从今天来看，更多地具有“乌托邦”色彩；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数学作为建立价值理论的重要工具，但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必须顽强地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