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论”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最初的亚洲联合到逐渐扩张化最终右倾化,从而成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源流。本论文则以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为研究对象,对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进行分析观察,来探究“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何最终成为日本政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遮羞布。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的背景。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使中国跌落神坛,更使维系亚洲数百年的传统“华夷秩序”濒临崩溃。日本自汉代加入“华夷秩序”伊始,其始终游离在“华夷秩序”圈的外围,与中国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距离,拥有着强烈的力求与中国对等的意识。伴随着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日本也力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秩序观”。第二章介绍了“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发轫,以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代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胜海舟提出“亚洲联合,共抗西洋”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后世的“亚洲同盟论”思想具有重要影响。第三章分析了“亚洲同盟论”思想发生扩张化,以樽井藤吉的“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代表。在扩张论甚嚣尘上之时,樽井藤吉提出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的联合思想显得尤其不同。但究其根本能够发现,樽井藤吉对朝鲜的“合邦”是“吞并式的合邦”,“亚洲同盟论”思想中的侵略色彩更加浓厚。第四章探讨了“亚洲同盟论”思想发生质的变化,以小寺谦吉的“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代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快速发展,由于日本与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利益争夺,日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处境愈发困难。于是,小寺谦吉以人种论为着眼点提出黄种人联合,尤其是中日两国互相提携,并提出“支那保全改造论”,但其思想本质上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第五章通过对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的“亚洲同盟论”思想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亚洲同盟论”思想诞生之初的框架就是以日本为主导的。伴随着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在亚洲地位的变化,“亚洲同盟论”思想由经历了从“兴亚”到“侵亚”,联合到侵略的本质性变化。当今世界,伴随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探究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对建立正确的亚洲观具有重要意义,不论是采取何种制度、国力的强大与否,只有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构建同盟,才是实现亚洲迅速腾飞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