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的名字虽然依旧保留了下来，但是有了新旧之分，建国前的被称为旧大公报，是旧报纸的代表，需要加以彻底否定的，而该报的总编辑王芸生在很多场合下也就有可能成为旧报人的化身，但他极力摆脱这种身份，他一直努力改造自己，一开始还幻想在承认新政权的同时保持一点个人尊严，但到后来什么都顾不上了，勉强算是保了条命而已。本文从新闻史的角度，以建国前后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民营报纸的命运为背景，以1948年到1958年为经，以这时间段中的重大事件为纬，探讨报人王芸生在建国前后顺应历史潮流投诚、拥护中共新政权，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心一意拥护中共新政权的，王芸生不断的进行了旧自我的挖掘，全盘的批评和否定旧自我，以及对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接受。本研究主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探讨了报人王芸生面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矛盾的做出了艰难抉择，决定投诚新政权并且还想按照“帮忙”的套路为新政权出点力。然后深入分析了报人王芸生在1949年到1957年中不断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反省。在这一过程中，王芸生独立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主义职业报人理念消失了，而这些的消失是王芸生为了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简言之也就是为了得到中共新政权的肯定，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最后王芸生对新的新闻思想的接受，王芸生一开始并不重视，后来也不见得真心认同毛泽东的新闻观，但他不得不按照那套新的说辞，去批判与否定旧我，批判和否定所谓的旧大公报，以求迎合，以能自保。本研究认为，建国前后报人王芸生自我讨伐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中共新政权为了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对各个领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中共新政权沿用了以往批判和否定自我的方式。报人王芸生在建国前后也无一例外的运用了这一方式——否定旧思想、旧自我、旧《大公报》，并最终导致了他职业性身份的转变和对新身份的认同，以及王芸生在政治生活中被动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归属。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报人王芸生的心路历程不仅仅是他本身的身份和心理转变过程,同时也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所经历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