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哲学产生之日,真理问题就是哲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哲学不仅要回答真理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对真理的本性做出清楚明确的说明。哲学家为此殚精竭智,穷尽心力,提供了符合论、融贯论与实用论等诸种不同的回答。然而,无论是符合论,还是融贯论,抑或实用论,尽管它们对何为真理以及对真理的本性的解释各有所长,但却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拉芳特所提出这样一种质疑:“一方面意义机制的去先验化……另一方面是仍保留着先验哲学的概念装置（也就是说,由基础论者的策略而引发的构成者/被构成的二分）”。简言之,真理讨论通常都要被限定于某一外在原则或方法,它们或者来自心灵,或者来自其它的超越存在体。这些外在原则或方法对真理讨论通常起到规训的作用,但却因为它们的介入而造成对真理理解的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平实地说出可靠的真理,但由于这些知识论、方法论或形而上学等规训条件的介入而会引起额外的负担——人们必须首先在这些规训条件上达成一致,才能说出真理。这实际上使得真理失去了直接确然的明证性。职是之故,“去先验化”且在构成中给出真理的内涵与“保留先验哲学概念装置”就成为真理理解上的一对矛盾。本论文意在通过对这个真理难题生成分析,揭明这个难题的本质,并将这个难题置入从海德格尔中经伽达默尔到吐根哈特的现象学真理理论发展历程之中,探究这个真理难题在现象学-诠释学思想语境中予以解决的可能性。因此缘故,本论文的研究将遵循哲学史进路,但持守问题研究思路。首先在哲学史语境中提出问题,然后揭明这个问题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依序展开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此问题解决努力的批判分析,最终将问题引入吐根哈特哲学视域之中,检视吐根哈特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样一种研究进路,决定了海德格尔真理问题思考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因为,海德格尔毕竟是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传统最重要的传人和发扬光大者。在符合论、融贯论与实用论之后,海德格尔也是现象学真理观最为重要的典范阐释者。某种意义上说,对真理本性的现象学阐释以及对因去先验化而生成的真理难题的解决,海德格尔处于枢纽位置。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持平论之,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真理的阐发最为极致,他祛除了不必要的先验性因素,把真理直接等同于存在事件的自行解蔽。解蔽的发生可以说是“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在是与否、有与无竞生的姿态下,涤除可见、不可见的障碍、幻觉,使此在与世界于间不容发的紧张关系里,执干戚舞,相映成辉。为了阐明这一解蔽的发生机理,海德格尔运用了非常巧妙的哲学方法,其中牵涉到了时间、缘构发生、命运、诠释等重要概念。通过海德格尔的工作,真理就成为与存在一起潜动于现象体验里的生存节奏、韵律,虽然看来扑朔迷离,但在不经意间（烦）就能被调动起来,并且变为人生存的可能指引（形式化）。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创造力,不禁令人颇为惊异。但同时感到疑惑的是,他所给出的发生机理与我们日常的体验并不真正匹配,甚至还令我时时感到随意跃出的风险。这些风险与先验哲学所造成的影响颇为类似,以至于觉察到了附着在解蔽真理之上的不纯粹。如何消除不纯粹似乎就成了伽达默尔真理思考的必然任务。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较为系统地继承了海德格尔真理的形式机制,不过他希望提供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方案。我认为他主要在两点上发力,分别是语言转向和诠释。语言转向的德国传统大体源自于哈曼-赫尔德-洪堡一系,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语言对人类普遍本质的构成以及语言自身的现象性。依照语言转向的精神,语言并不仅仅是我们使用的工具,还是对我们“言说”的媒介,于此便与第二个发力点“诠释”自动连通。就“诠释”的三个关键内涵而言,“言说”在帕尔默那里是第一位的,它负责将现象的真理讯息传达给此在,成就了诠释学的基础。伽达默尔认为,用以诠释为功能的语言去表达海德格尔繁复的解蔽真理机制,在令人称奇之余还可以让语言使用者合情合理地接受它,并且令原本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意义得到普遍承认。于此,广大的语言使用者无需再纠结于解蔽之为真理的深奥运思,而是专注地投入语言用法的实践,毕竟这些实践正是人的体验本身。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对真理矛盾的解决可谓颇具成效,一些显见的先验因素对真理发生的干预被消除,形成了对明证的真理如何可能的规范性思考。不过从隐含意义上,他们的哲学同时又具有很强的“看（直观）”的意味,并进而表现出与“看”亲缘性较强的思辨性。而思辨哲学所体现的统一性、整体主义（体系感和闭合性）的特点,使它们在“自由”维度上又是非常受限的,经常表现为哲学家的玄想与猜测,呈现出神秘主义的色彩。对它们性质的判定不容易做出,但前行的道路是明确的,即延续现象学的自由精神,继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案。为了使这一进程能顺利开展,有必要引入另一个语言转向思想,也就是英美语言转向。英美语言转向发生时间相对较晚,大抵从罗素、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哲学开始。它不仅强调将哲学问题语言化的倾向,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发现并确定意义的方法。图根哈特的形式语义学正是受到英美语言转向的影响,从语言自身的形式结构出发,进行真理与意义间关系的磋磨、调教。图根哈特所谈的真理并非是某一事物的性质,而是一项功能,其自身就可以被称为“构成”。构成这一概念虽然德国语言和英美语言转向都曾明确提出过,但两者各有偏颇。德国语言转向没有给出其形式上的特征描述,英美语言转向则没有阐明构成的目的和动力。图根哈特将两者结合入形式语义学,实际上暗含着把“构成”譬喻为“诠释”,它可被理解为一种“真理”声明,虽然不去说何谓真理,但帮助我们掌握了“真值条件”。真值条件与一般真理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希望传达真理的功能,那就是发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脚手架”作用,去处理包含在语言中的诸事态,并产生各种各样的意义与关系。后者不具有一种现成的普遍性和可证实性,但按照胡塞尔现象学的方略,它们却是“客观的”,是对语言使用者而言普遍有效的。这时候与海德格尔本人相比,存在的界定就变得更为独特,它与真理的冗余一样,变为一种哲学思考的余续。其意思是说,存在并非“视觉隐喻”的对象,而是要去构成“真值条件”。它作为在陈述句里天然发出的“断定”,从开端处便发动了解蔽活动。解蔽仍旧不失为自行敞开,但它是非对象化的,同时也是非整体主义的,只自由而尽情地处处结缘,而且这些结缘自始至终唯一所体现的是戴维森所说的“人的旨趣和关注”。图根哈特的真理方案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进一步破除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先验概念装置的留存状态,让诠释事件或诠释活动全面开放,并同时保留了其形式上的规范性。于此而言,拉芳特所提出的现代真理的一对矛盾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正如他所援引的美国哲学家米德、芬兰哲学家冯·赖特的思想,图根哈特根本上所从事的是准外延思考或者理论实践,在外延上并不能广泛涵盖,这便如戴维森在《真理与意义》中所认为的,将以真谓词为形式的真值条件句运用于自然语言（日常语言）时,“必然要容允大量的困难和谜团”。戴维森对那些困难和谜团进行了列举,包括反事实与虚拟语气句子、概率相关的句子、因果关系句、总量词、命令句、疑问句等等。不得不承认,只是以世界、时态和语气作为要素参数,形式语义学的构成效力、诠释效力未免较为有限,也无法确知何时可以将它们在更宽泛的语言内加以推广,不过“我想于此别无选择,我一直乐观地和有计划地看待它的可能性”。就诠释学本身而言,早已摒弃了先入之见,任何一种真理方案都并非无可替代,即使图根哈特上述从元语言探寻真理形式的努力最终行不通,却也未必说明这条道路错误,依然可以认为,将日常语言翻译为元语言并从中寻获真理形式仍是可靠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