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民国时期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以往学界多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对于之江大学的校史予以描述,或阐述其课程设置及其特点、国学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而对作为教会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为“本质属性”的宗教教育却少有研究。本文即从校训、校徽、校歌、校风等所表达的基督教精神,宗教课程设置以及课堂外的宗教教育活动等方面对之江大学的宗教教育进行考察。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与其他基督教大学一样,为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时势的变迁,经历了由“布道者”到“教育家”的角色变化。在这一角色变化过程中,之江大学的宗教教育模式也进行了策略性的调整与转变。20世纪前二十年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流传着“西方没落”之说,同时伴随着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助长国人对于“宗教问题”的怀疑态度。进入20世纪二十年代,在民族主义浪潮的袭卷之下,中国社会相继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主权运动。这些都成了不利于中国基督教大学宗教教育发展的因素。面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击与挑战,之江大学在宗教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与调适。在宗教课程设置方面经历了由民国初期以圣经教义灌输为主的必修制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选修制,再到抗战时期,乃至抗战胜利后被逐步调整为附系学程的转变。在课堂之外,之江大学通过养成学生基督化的日常生活规制,举办诸如宗教演讲、查经班、讨论会等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以及组织众多的宗教社团或团契来对学生进行灵性教育,抑或信仰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基督化的人格”,即之江大学校训所说“诚仁”的品格,以达致“人格救国”的崇高目标与理想。总之,“以基督教义植德行之基,以文理科学备应世之务”是之江大学办学的目标与宗旨。民国时期的之江大学在应对与调适基督化与本土化、世俗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积极探索并践行了早期以圣经为教材,以礼拜堂为实验室的“课程中心制”到以生活为教材,以现实社会为实验室的“人格中心制”的现代化的宗教教育模式,这一教育模式的转换,也是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处境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