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的诞生“开一代诗风”,一扫早期白话诗的平实化、散文化,标志着新诗诗情的复苏和诗式的建立,是新诗走向成熟的标志,最终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卓越地位。《女神》显示了郭沫若不同于他人的创作经验和高水平的发挥,本文分别从文化思想、文学观念、诗歌范式三个方面来深入探讨郭沫若何以创作出《女神》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层次原因。绪论部分首先对“海外语境”一词进行解释界定,同时简介郭沫若《女神》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揭示本文的研究意义及价值,阐明郭沫若是在海外语境下接受外国文化和文学观念、文学范式,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杂文化思想和纯文学观念,进而完成了从旧诗到新诗的变革,确立了新诗的特征,为新文化、新文学和新诗运动作出了不朽贡献。第一章从文化层面阐述中日文化体系的演变,指出文化的“杂合性”与“排他性”特征是决定中日纯文化体系向杂文化体系转变时不同走向的重要因素,并且阐明留学生在海外接受到外来文化熏陶,而其中日本留学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郭沫若通过“日本之桥”直接或间接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杂文化思想。第二章从文学层面归纳中国杂文学传统,指出中国杂文学传统中文史哲不分,注重文学的教化功用,同时对文人的训练以诵读经典为主,形成“文生情”的创作模式。进入近现代后,新文学肩负着改革先驱的使命,文学成为启蒙大众、反叛传统的武器,但实质是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比之小说等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问题的体裁,诗歌却得不到推崇。第三章以《女神》和“胡适之体”为对照,早期白话诗颠覆了诗歌的语言工具,旧的诗体秩序轰然崩溃,完成了“破”的使命,但由于急于突进求成,掺杂了一些非诗特征,使诗歌重在白描、写实、理趣,诗风平淡,语言直白,缺少了诗意诗情诗式。郭沫若凭借《女神》完成了新诗“立”的环节,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本质,并且从内容与形式上提供了典范。郭沫若文化思想、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新诗创作成就是在海外语境中通过亲身经历和大量阅读、翻译外国经典形成的,体验决定感悟,阅读决定写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郭沫若力扫新诗草创期的冲淡、理性、单调而“异军突起”的根本原因。结语部分阐述郭沫若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没有将“启蒙”、“教育”等功利目的的酒装入新诗的瓶子里,而是以一个文学家、诗人的身份介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并重新思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