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吴稚晖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的文章为研究范围,欲循着吴稚晖的思路,重构其早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而展现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并揭示其思想的意义和局限。对满清政府和西方文明的认识,是吴稚晖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现实出发点。吴稚晖痛恨满清政府的统治,不仅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立场,更因为他认为满清政府的教育政策限制了中国人的智识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社会不可能有进步。他看到西方国家中的种种弊端,因而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伪文明,创造真文明不能以西方文明为标准。他以“进化之公理”,论说无政府主义,指引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他所谓的“公理”包含了一切美好的价值和道德,他认为这些道德和价值将在无政府社会中得到全部的实现。他的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由于受到达尔文、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他不对理想社会进行清晰的描绘,这是他与古典乌托邦思想家的重要区别。但他的思想中却有着许多同古典乌托邦思想一样的谬误。倘若要人们普遍接受他的无政府主义,必然意味着某种强迫。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并逐渐地实现他的无政府理想,他提出了游说和暗杀两条主要的革命途径。他认为通过讲无政府主义,可以将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甚至可以说服满清政府的统治者,早日实现中国社会的进步。他激烈地反传统,想要以无政府主义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但他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因素。他以“科学”论说自己的主义,一方面加剧了专制制度的正当性危机,一方面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素材。他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反封建专制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