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为先秦诸子之一,其思想近于道家,大约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列子有众多弟子,但均湮没无闻。据现有文献来看,列子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可能辑录其言行而成《列子》一书,但因时代久远,这部古《列子》未能流传下来。汉宣帝时,刘向奉旨校理群书,所校《列子》即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而最终确定为八篇。直至东晋末年,张湛为《列子》作注,苦于不得全本,遂又多方搜集并重新整理。而在刘向后至张湛前的数百年间,《列子》似绝迹于世,这也是后人怀疑《列子》为伪作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自张湛《列子注》出,《列子》逐渐为学者所注意,其研究历史大体可分为七个阶段：战国至秦汉、魏晋、唐代、宋金元、明代、清代、民国。综合来看,这七个阶段又可归纳为四个时期：战国至秦汉与魏晋两个阶段是《列子》研究的萌芽期。尽管《尸子》、《庄子》、《吕氏春秋》均曾提及列子,但因所载有限,我们仍然无法了解列子生平。由于汉代先后多次整理前代典籍,大量文献资料公诸于世,为列子研究提供许多侧面资料。如《淮南子》、《新序》等书多征引《列子》文字,且《汉书·艺文志》载《列子》八篇,这些都说明汉代确曾有《列子》传世。东晋末年,张湛重新整理《列子》并为其作注,这是《列子》研究的开端。尽管张注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大体把握住了全书主旨。唐代与宋金元时期是《列子》研究的发展期。南北朝及唐初时已经出现《列子》的节选本,如梁庾仲容《子抄》、唐魏徵《群书治要》等均选入《列子》。尤其是敦煌《列子》抄本,不仅有张湛注本,而且出现一种新的选本,这些均说明《列子》在南北朝及唐初已广为流传。唐代重道教,逐渐形成了以老学为宗的学术氛围。到玄宗时,这种风气达到顶峰。卢重玄有《列子注》八卷,即是以老学解读《列子》,同时也体现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殷敬顺的《列子释文》,是现存较为完整的《列子》音韵学著作。柳宗元的《辩列子》一文,开《列子》辨伪先河。宋代亦尊奉道教,老学思想继续发展。宋徽宗《冲虚至德真经义解》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徽宗的臣子范致虚、江通,分别有《列子注》、《冲虚至德真经解》,均追随徽宗观点,体现出老学风气的影响。同时,他们还将宋代易学思想融入书中,成为《列子》研究的一个新趋势。金高守元辑录《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不仅对《列子》有所校勘,还保存了卢重玄《列子注》及范致虚《列子注》全书与宋徽宗《冲虚至德真经义解》部分内容。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是对唐代三教融合趋势的深化。林希逸的《列子口义》即是运用理学思想解读《列子》。宋代《列子》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列子》刻本的大量出现,已知最早的《列子》刻本为景德四年刊本。此后,有关《列子》的研究著作也不断被刊刻出来,推动了《列子》研究的发展。明、清是《列子》研究的繁荣期。明代《列子》研究主要体现在选本的大量出现及理学思潮的影响两个方面。科举制在明代最终形成八股取士的固定模式,文人仕进均需学习八股文。尽管八股文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但写作中则要求应试者广闻博识,释道典籍便成为他们最佳的课外书籍。此时出现的众多丛书,如《诸子汇函》、《诸子品节》等均选录《列子》,体现出时人对《列子》的重视。自宋代兴起的理学,本着复兴儒学的目的,借鉴释道思想以补儒家之不足。以王阳明为首的明代理学家,吸收思孟学派的观点,结合释道修炼方式,创立了心学思想。朱得之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他的《列子通义》即是运用心学思想来解读《列子》。由于明末政治黑暗,统治者实行严酷的禁锢政策,以杨慎为首的明代学者渐渐将精力转入以整理、校勘、辑佚等为主的考据学。这种学术倾向适应了清代特殊的政治环境,最终形成了代表清代学术的乾嘉考据学。卢文弨、任大椿、俞樾等考据学家,均对《列子》有所研究。而以黄丕烈为首的文献学家,则在《列子》校勘上用力甚多。与此相应,明清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许多《列子》印本不断出现,其中也不乏名人校勘本,如明顾春世德堂本,清汪继培校勘湖海楼本等。民国是《列子》研究的总结期。民国众多学者大都接受过封建教育,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清代学术。如陶鸿庆、王重民、王叔珉、杨伯峻等民国学者,继承清代考据学,义理、辞章、考据兼重,并结合时代特点系统梳理《列子》。而陈和祥、周伯年、唐敬杲等人,则运用新式标点为《列子》断句,开启了新时代《列子》研究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