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得以快速推进。与此同时,大量农地被政府征收而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相应地产生了大批被征地农民。然而,现行土地管理法律以及征地制度仍然沿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在市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今天,其不适应性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广大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被忽视,致使征地过程中各种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研究并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成都市这一城乡统筹试点区,以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博弈论等理论为指导,采用规范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部门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回顾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权益受侵害状况,从法律、制度、体制等方面剖析了被征地农民权益受侵害的深层次原因,在分析征地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博弈行为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框架,并提出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如下：(1)成都城镇化经历了城乡统筹前后以及新型城镇化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特别是前两个阶段的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城乡统筹提出之前,纯粹是以“土地城镇化”为主的粗放、低效率的城镇化,农民的权益完全得不到保障；城乡统筹提出之后,通过实施“六个一体化”,在城镇化建设中兼顾到了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但是,实际操作中,农民权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实施“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策略,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情况得到了进一步好转。然而,由于现行法律对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现行征地制度不完善、补偿机制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制度安排缺陷仍然存在,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例仍然时有发生。研究表明,被征地农民对自身权益保障的满意度总体评价是“不太满意”。(2)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益保障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多层级垂直管理的城镇行政体制等制度因素和产业支撑、地方经济水平、中介组织与农民关系、教育状况、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地方财政状况等综合因素是农民权益保障的主要障碍,其权重分别占总体的52.81%和38.14%：而实施监督、多头管理、城镇化缺乏整体规划、管理与服务失衡等监管因素占总体的9.05%,也是农民权益保障不容小觑的一个障碍。(3)征地主体各利益相关方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出于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考虑选择自己的策略。中央考虑的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地方政府考虑的是在任期间的政绩和局部经济利益,开发商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收益。在各利益相关者博弈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利益往往被其他三方所忽视或剥夺。因此,必须依靠政府调整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征地程序与行为来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4)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都十分注重人权。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同时,始终把农民“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核心,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保障被征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的生存、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障权利。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5)应构建农民权益保障机制,以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益遭受侵害。通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调节政府职能,增加公共服务投资,保障农民权益；通过被征地农民生存权益保护机制保障农民失地后的基本生存权；通过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保障农民的劳动就业权利：通过土地财产权益保障机制来保障农民充分的土地所有权能的实现；通过政治权益保障机制来保障农民与普通市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通过被征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来保障农民申诉与监督权利；通过农地征收监督机制来规范地方征地行为,使农民权益免受侵害。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 (1)本文从保障农民权益的视角,把城镇化不同阶段对被征地农民权益保护情况进行纵向对比,分析各时期农民权益保障的程度。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2)本文首次提出了“相对影响综合度”分析计量方法来作为障碍因素定量分析的工具,一改当前普遍采用的如层次分析法等以“影响广度”代替“影响深度”而造成真实影响程度受到掩盖的情况。同时,将博弈论与统计计量分析相结合,探讨农地征收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的行为决策,并相互印证。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创新。(3)将征地过程中农民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考虑,提出照顾农民眼前利益固然重要,但是关注农民长远发展如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权益更为重要的观点。在观点上有一定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