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是一名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于1833年来华,在中国生活长达43年之久。在华期间,他曾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回国后又任教于耶鲁大学,是美国首位汉学教授。卫三畏显然是受到了美国现代文明的熏陶。他在虔诚信仰的驱使下,怀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强烈愿望来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在西方人看来充满神秘色彩的陌生国度。根据卫三畏的分析,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之所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除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之外,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其一,中国地理环境是孤立的,局限了中国人的视域;其二,中国的资源十分丰富,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因此,中国人也就没有了对外交往的迫切愿望;其三,中国语言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与西方常用的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差异,不能作为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有效媒介,阻碍了中外交往。卫三畏认为,中国在基督教全球扩张的大背景下,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只有打开国门,走向开放。这同时也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卫三畏感到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中充满了腐败,但是由于皇权的纵向控制和横向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的政局得以保持暂时的稳定,中国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只有向西方学习,参照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进行改造。卫三畏虽然对中国传统教育注重道德训练表示欣赏,但是在他看来,中国的教育和西方的相比,还远远没有达到健全的教育目标,同样需要向西方学习,注入新的信息和内容。在卫三畏看来,中国人仍生活在停滞的世界之中,与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只有皈依基督教,中国人才能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总之,在卫三畏心目中,中国这个老朽的帝国,只有打开国门,向西方国家学习,皈依基督教,才有出路。卫三畏的中国观体现了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三种身份的要求,与他扮演的社会角色相符合。对卫三畏中国观的评价应当客观地看,一方面,卫三畏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仍是以救世主的心态来看待中国,这是需要批判的。另一方面,其中国观中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从中也应当学会对待不同文明的正确态度: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不同的文明,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