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宋明新儒学根本思路就在于为现实人文世界的伦理道德并其产生的政治、历史文明找寻到宇宙本体论上的终极依据,以与具有精密庞大的宇宙本体论体系的佛、道思潮相抗衡。船山同样秉持该思路,力图为儒家之人伦道德建立起宇宙本体论上的依据。船山通过对于《周易》尤其是《易传》的诠释,把“道”这个概念诠释成为了具有宇宙终极本体意义的概念。“道”就是“太极”,由阴阳二气组成,组成道的阴阳二气并非相互隔绝,而是相互作用,絪缊摩荡,在这个过程中“成万物而起万事”,因此,宇宙万物实际上是“道”(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道”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因此具有生生之德。因为阴阳二气在运动的过程中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理”,所以“道”是理气混沦的本体,理在气中,不存在一个虚托独立的理。船山常以“天”、“道”并称,以“天道”来指代作为宇宙最高本体的“道”,因此船山这种以“道”为最高本体的本体论可以称之为“天道本体论”。“天道”是如何与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历史文明所贯通的呢?换而言之,“天道”与人是如何交汇的?我们由此考察了船山“性”的概念,并由此引出了船山的心性修养论。船山认为,“天道”与人交汇的枢纽就是“性”。性是“天人授受之总名”,在天为道,人受之则为性。当“天道”生化人之时,人得天之道以为性。人性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人性是“继善成性”,继承大全之“道”中之恰到好处的一份理气所凝结而成的,人性中这个“恰到好处”的理就是所谓的“仁义礼智”。人性必须不断发展扩充,否则就意味着性命的终结,因此性是日生日成的。人性要不断发展扩充,就必须要不断吸取外界之理气,与外界人物发生理气的交换,这就是所谓“同异攻取”,这个同异攻取动作的倾向与趋势就是情。人性固然需要情驱动才方能得到发展扩充,然而情可能为物所引,离开性中之道德规范独自行动,导致恶的产生。人与万物一样,同样是天道之理气所生成,因此人与万物是相通的,人性与外界人物必然发生感应,人性一旦与外界人、物相感,则产生知觉灵明(情),发用流行而为心,心因此既函有性,又函有情,修养的关键就在于修心,用心来觉察情是否符合性中之道德规范,并纠正之。船山的心性修养论实为一“道——性——心”的三层架构。船山通过此一结构,纵向打通了“天道”本体与人类心性修养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其“内圣学”体系。儒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整个“内圣学”的结构还必须“明体达用”,展开为“外王学”领域的人类政治、历史之学,这也意味着船山的政治论与历史论是从这个“道——性——心”的三层结构引申而出的。根据“道——性——心”的三层结构,“道”的本体是无心的,而人则有心。也就是说,“天道”的意志必须通过人的意志来表达,因为人是天地之心。人民的共同意愿,就反映了“天道”生化之道。然而,把民意看成是天意,还必须谨慎鉴别。在船山的心性修养论中,情是既可以为功,又可以为罪的,其标准在于是否符合“性”中仁义礼智之理。这一点反映到政治论中,也就意味着所谓民意民情,既有可能符合“性”的标准,反映了天道化生之公,又有可能违背“性”的标准只是“民之私”。而“君”的出现,则是要代表这个人民的公意,也就是代替“天道”来治理人民,“臣”则是分担“君”的治理任务。君主的行为要受到天的限制;而臣要奉君为尊,自然受到君的限制;人民则要受到臣的限制。而又因为民意实际上代表了天意。所以君主实际上要受到民意的限制。这其实是一种“天(民)——君——臣——民”的“环相为治”的模式。这种“环相为治”的模式保证了权力谱系的每一级在出现错误时都会得到有效地指正。民意代表着天意,因此,“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所谓的公欲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私欲的基础之上,公欲就是天下之公理。若是人人都能够得其私,每一个人的私欲在不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都能够得到满足,那就是天下之大公。此为船山王道政治论的基本思路。船山的历史论同样从其“道——性——心”的“内圣学”结构引申而出。天道生化人,人有心有为: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道”进行改造,运用聪明睿知对“天道”进行统合敦化,崇德广业。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不断地把“天道”转化为“人道”的过程。然而,推动人类改造天道的动力,也就是历史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情”。根据船山的心性修养论,情是既可以为功,也可以为罪的,判断的标准在于“性”。人类之所以有独特的历史文明,乃在于人性之独。因为人是“继善成性”,继承了天道中恰到好处的一份理气而生,因此,人性中先天含有“仁义礼智”之理,这是人禽之所以有别的关键所在。当推动历史的情欲的合力符合人性中“仁义礼智”之理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处于“治”的时候;反过来,若推动历史的情欲的合力违背了人性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处于“乱”的时候。当推动历史的动力——情符合人性的标准,那就是“以夏变夷”,反之,就是“以夷变夏”,因此,在船山这里,夷夏之辨就是人禽之辨,这也是船山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夷夏之辨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整个船山哲学体系以“道”为终极本体依据,并通过性的中介作用,为属于人类所特有的修养论体系寻找到了天道本体的终极依据,建立起其“内圣学”体系,并且将此“内圣学”体系十字打开,展开为“外王学”的政治论、历史论体系。因此我们把整个船山哲学体系称之为“道”学体系,“内圣外王相通”与“道兼体用”是其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