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突出特征是存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区别。70%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非流通的国家股股东和国有法人股股东,显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其余30%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非流通的社会法人股和发起人法人股、流通股以及身份不明确的股东,处于分散状态。在这样一种股权分散与集中并存、各持股主体目标各异的状态下,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着复杂的代理问题。股权结构引发的代理问题最终会对上市公司的绩效、治理结构和行为产生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己经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分析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仅有少数学者将视角放大至更广泛的领域,而从第一大股东控股角度进行研究企业的股权结构问题就更少了。另外,企业盈利信息是由企业经营管理当局生成提供的,其信息内容可靠性的高低会受“有限理性的”管理当局经营动机行为影响,而经营层的经营行为又受到企业的既定股权结构下大股东的权利行使方式的影响,因此第一大股东控股与企业盈利信息质量有关。综合上述背景,本文试图以代理理论为基础,以2000年至2005年的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为主线,研究它们同盈利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文中以有关的文献资料为先导,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文共分为七章,各章内容安排及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说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动因,研究思路、目的和方法以及本文的框架结构。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目前对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考核指标的选取上都还不深入,结论也有较大差异。同时,从第一大股东的视角对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非常少,仅有的少量研究也是从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可能的行为方式推出其可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属于理论探讨,没有经过经验研究的检验,其得出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对会计信息质量是如何影响的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第三章,盈利信息质量衡量与第一大股东的影响。本章通过简单的模型推理分析后发现,当只存在唯一控股股东时,可以证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对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的企业,控股股东对外部投资者的侵害就越小,盈利信息质量就越高;控股股东所掌握的现金流所有权(股权比例)比例越高,其对小股东的侵害就越小,盈利信息质量也越高。根据上述由简单理论模型推出的命题,结合我国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对代理问题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具体影响,以及现实世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对盈利信息质量的具体影响,本章提出了四个研究假设。第四章,第一大股东控股与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实证分析。本章研究了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及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之间的关系。本章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之间呈“N”形变化关系,经验结果验证了本章提出的假设。同时,本章的研究还表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不同,其信息披露及时性也存在差异。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的公司其报告及时性较差,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公司其报告及时性较好,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对报告及时性的影响不显著。第五章,第一大股东控股与盈利信息稳健性实证分析。本章研究了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及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本章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稳健性之间呈现出“M”形变化关系,经验结果部分验证了本章提出的假设。同时,本章的研究还表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不同,其信息稳健性也存在差异。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样本盈余信息稳健性较好,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样本盈余信息稳健性不够好,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样本盈余信息稳健性不够好。第六章,第一大股东控股与盈利信息透明度实证分析。本章研究了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及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本章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透明度之间呈“И”形变化关系,而不是本章假设的“N”形变化关系。同时,本章的研究还表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不同,其盈利信息透明度也存在差异。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的公司其盈利信息透明度较高,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公司其盈利透明度较低,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的公司其盈利信息透明度较低。本章的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的公司其盈利信息透明度反而较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公司和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的公司好。第七章,全文结论。本部分对全文结论进行概括性的总结,阐述前文研究结果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分析文中实证研究结果的现实启发意义。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和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提高上市公司盈利信息质量的当务之急不应是减持国有股。从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来看,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除在盈利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方面较差外,在盈利信息的稳健性和透明度方面都好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和其他股股东。而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在盈利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方面明显好于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由此可见,当前提高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上市公司)整体盈利信息质量的当务之急不应是减持国有股,而应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市场秩序、法律体系与管制制度这些投资者保护机制。2、“一股独大”并非盈利信息质量低劣的根源。从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来看,盈利信息的及时性和稳健性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较低,股权较为分散的阶段都比较差。另外,过分强调管理层和大股东之间的权力制衡可能也是不合适的,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介于优势表决权(持股大于等于25%)和绝对控股(持股大于等于50%)之间,盈利信息的及时性和稳健性都呈下降趋势。只有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达到绝对控股之后的局部区域,盈利信息的质量才是较好的。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股独大”并不是上市公司盈利信息质量低劣的根源,恰恰相反,适度的“一股独大”有利于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提高盈利信息质量,是在外部市场对投资人利益保护缺乏的情况下投资人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措施。3、盈余管理现象还很严重。从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透明度呈“И”形,与盈余激进度(以总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计算)呈“N”形,即当第一大股东达到绝对控股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盈余管理程度也在增加。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隐藏了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信息和运营效率,加剧了控制性大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误导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投资决策,从而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和侵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第一大股东控股与盈利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非常少,仅有的少量研究也是从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可能的行为方式推出其可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属于理论探讨,没有经过经验研究的检验,其得出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对会计信息质量是如何影响的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第二,从控股股东对外部投资者利益的侵害行为出发,通过建立模型研究公司治理对投资人利益保护的不同以及控股股东所拥有的股权比例的不同所导致的对外部投资者的侵害程度的不同,进而对盈利信息质量影响的不同。在理论分析得出研究命题后,再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背景、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在一个完整的框架内构造研究假设,为经验研究奠定基础。第三,运用大样本数据分析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盈利信息稳健性以及盈利信息透明度三者的影响,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分析的方法考察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盈利信息稳健性以及盈利信息透明度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所呈现的规律性,以探寻上市公司最优的所有权结构安排。论证了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并非是盈利信息质量不高的根源。第四,运用大样本数据分析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对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盈利信息稳健性以及盈利信息透明度三者的影响。检验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造成的投资人利益保护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盈利信息稳健性以及盈利信息透明度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通过这一阶段的分析可以为国有股减持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