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成为小说家们争相刻画的对象。匪盗小说所具有的精神内蕴在中国人的群体意识中深深铭刻,亦逐步进入到现代文学的叙事里。对匪盗的书写是现代文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正如饕餮盛宴中的一道“野味”,滋味别具一格。现代文学各个区域的匪盗叙事在描写对象、创作风格和表现效果上各具特色,以一个个极富地域文化符号的故事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匪盗叙事流,其中,极具巴蜀地域文化特征的袍哥群体是巴蜀本土作家们在匪盗书写上的自觉选择。较为重要的有巴金、艾芜、沙汀、马识途,此外,对这一群体更具细腻独到和全面客观表现的作家,则是李劼人。李劼人对袍哥的描写,集中体现在“大河三部曲”中,其中尤以《死水微澜》和《大波》为典型。李劼人的人物形象没有英雄和小丑般的泾渭区分,而是一个个具有复杂人格的交织体,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些真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本真历史的记录与描摹。就读者接受层面来看,李劼人笔下这些不够完美的保路运动参与者反倒有了被欣赏或议论的必要,读者们反而发现了其中跨越时代、阶级语境的价值。当小说过滤掉多余的写作者情感,剥离掉道德评价和伦理准则,呈现出来的正是人性中最为真实、鲜活的状态。《死水微澜》是李劼人袍哥叙事最为典型的一部。《死水微澜》因其具有典型特色的人物形象,紧凑而充满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表述效果,使得辛亥革命的政治背景对于整部小说来讲更像是一层单薄的外衣,其内在实则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民间化、世俗化气息。在《死水微澜》之外,还有一位与罗歪嘴具有相似气质和人格的袍哥,他就是曾活跃在巴蜀政治、军事历史舞台上的范绍增。袍哥的“义气”与“邪气”给了范绍增特立独行的行事、作战风格,军旅生活的种种规约又逐渐驯化了他身上的江湖气。袍哥气质与军人风范在范绍增身上交织为一体,造就了范绍增极具争议又传奇的一生。而范绍增与罗歪嘴的相似,又令他的存在如同对罗歪嘴的续写。至于李劼人袍哥叙事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李劼人对写实的追求;其次则离不开巴蜀地区的风物、文化,这是李劼人袍哥叙事的本土资源,涉及巴蜀封闭、野蛮、恃强力为王、享乐的地域文化氛围;另外则是法国文学的影响,左拉一派的自然主义文学观深深影响和塑造了李劼人的文学创作,其中包含了作家对法国文学的吸收,也包含了他对自然主义文学弊端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