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民工创造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道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农民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成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特殊身份集团”。城市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够只关注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功能的完善，更应该关注促进城市建设和繁荣的主体力量——农民工的发展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显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对进城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担忧、发展趋势的考问以及他们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从整体来看，农民工是一群“草根精英”，他们大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年轻力壮或者有一技之长。从乡村进入城市后因为制度、社会环境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中的多数无法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融入城市社会而成为都市边缘人。我们希望这一命题的提出能引起整个社会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更多地从促进农民工发展，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角度出发来对待这些城市移民，而不是习惯性地站在“市民利益本位”和“城市自我发展需要本位”的立场上对其“经济吸纳，社会拒入”。“农民工市民化”不是机械地将农村人口规定为城市人口，而是一个涉及制度创新、身份转化、城市适应和社会权利获得的复杂过程。本文以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支撑，从梳理农民、市民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入手，用宏观的制度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两个角度作为分析这一命题的基点。在制度层面本文讨论了农民身份的固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的身份转化，并提出目前农民工与市民在身份平等上所存在的问题；在个体层面本文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转化过程”，是一个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连续谱。对于这个连续谱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和城市性的养成的过程，在实践活动中，它表现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以及适应之后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交往等方面向城市人的转变。并且利用调查资料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体分析，讨论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最后，针对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一是农民工市民化依赖于制度创新，户籍制度要改革，使其恢复到主要承担民事登记的社会管理功能，同时要赋予农民工与其他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权利；二是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农民工个体积极、主动地实现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跨越，提高获得稳定职业的能力，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当然，这离不开社会多种力量从多个渠道对这些城市移民提供有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