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1996年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到2013年“一带一路”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经过了18年的历程。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逐步掀起跨国并购的热潮。在这股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热潮中，中国企业的目标公司所在地以发达国家为主。发达国家企业占被并购企业的80％，其中不乏行业领军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实现自身的扩张或转型，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学习，在与子公司的融合过程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同时，发达国家以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为目的的严格的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对跨国并购行为系统规范的法律体系，以及依据《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司行为合规性的重视和严格审查，也都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并购方规范公司治理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监督力量。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面临着由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造成的“外来者劣势”，这给跨国并购后的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在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升创造条件的同时，“外来者劣势”对中国上市公司在跨国并购完成后的公司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出高溢价并购的特点。为了能够在对目标公司的竞标中胜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交易过程中报出的价格远高于当年目标公司的平均市值，2011年的跨国并购溢价达到了50％。现金支付加上高昂的收购价格往往给中国参与海外并购的企业带来沉重的负债压力。因此，参与海外并购的中国母公司是否能够在并购完成后迅速调节自身的资本结构，将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是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以发达国家企业为主、高溢价造成负债压力这两大特点及其给中国企业治理带来的机遇和考验，本文主要考察了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是否有利于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由于盈余管理程度是公司治理合规性的重要表现，同时公司的治理水平也会反映在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上。因此，我们着重分析了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在并购前后盈余管理程度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变化。同时，为了验证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是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我们用同期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变化做对照。股票市场绩效体现了股票市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在跨国并购前后股票市场绩效的变化，从而分析目标公司所在地的不同是否会影响股票投资者对跨国并购成效的预期。　　本文发现在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之后，中国母公司的盈余质量显著提高，而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中国母公司的盈余质量却没有明显变化。我们的实证结果在运用不同种估计方法、对国家先进性的特征分类方式进行不同维度考察、以及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是稳健的。这说明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子公司的融合过程中学习先进管理理念，确实是提高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而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规范也对中国上市公司产生了约束作用。　　同时，在对中国上市公司在海外并购后负债率是否能够回落到合宜水平的考察中，本文发现，所有中国母公司在并购完成后实际负债率和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都显著降低，进一步验证了负债率变动的均值回归(mean-reverse)现象，反映了公司管理层力图使公司负债率向目标资本结构移动，为均衡理论(trade-off theory)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在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考察中，本文发现在控制负债水平之后，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公司在并购之后向目标资本结构靠近的速度显著加快，但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公司的资本调节速度在并购前后没有明显变化。这反映了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母公司在并购发生后，能更灵活地调整自身的资本结构，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其融资能力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发达国家信息更透明、被收购方公司内控机制相对更完善，有利于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更灵活地调整自身的资本结构。　　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并购发达国家和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对中国母公司的市场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跨国并购的短期市场绩效显著为正，且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投资者对并购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并无偏见。从中长期绩效角度看，所有参与跨国并购的中国母公司也都能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率。这说明市场看好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及国际化后的中国企业发展潜力，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股票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中对公司的治理规范性不敏感。　　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为考察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效果提供新的视角。虽然Martynova和Renneboog(2008)提出了拔靴效应假说，认为并购发达国家目标公司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会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逐步采用更完善的会计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进而产生正向的协同效应，创造新的市场价值。但他们以及之后Bhagat等(2011)的研究都仅从发展中国家在股票市场上的绩效反应对该假设进行佐证。而国内学者则偏重于用会计绩效指标，如市盈率对其进行验证。然而，市场绩效主要反映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预期，而会计绩效指标容易受到盈余操纵的影响，都不能客观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分析，进一步对参与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行考察，有利于对中国上市公司在跨国并购前后公司治理情况的变化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第二，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提供经验支持，进一步佐证了拔靴效应假说和关联理论。本文以1995-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为样本，对并购发达国家目标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并购发达国家目标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跨国并购后显著下降，资本调整速度显著加快。从而，从公司治理角度验证了中国企业作为新兴市场企业试图通过并购发达国家市场的成熟企业实现自身的扩张或转型的策略是有益的。一方面，发达国家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法律体系有利于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更为融通，有利于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融资机会、降低融资成本，更灵活地调整自身的资本结构。　　第三，现在是“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本文对国家的鼓励政策的制度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的地选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合作对象是东南亚及中亚发展中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在市场规范的建设上较为薄弱，资本市场制度也仍需完善。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及融资风险仍值得长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