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的5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方士群体最为活跃的时期。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刘彻重用方士,先后组建起规模庞大的方士集团。随着方士集团的建立,大量方士涌入汉帝国的职官系统,承担起部分官方职能。方士的神仙学说与方术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武帝时期的士人思想与文学形态,诸多令人瞩目的方士文学就此出现,营造出一个浪漫而恢弘的神仙文学世界。第一章分为两节,分别追溯武帝方士集团与淮南方士集团的源头。武帝方士集团主要源自燕齐方士群体,《史记·封禅书》“方仙道”、《史记·乐毅列传》“黄老道”及《七略》“神仙家”均是汉代史家为燕齐方士构拟的学术谱系,秦始皇时曾组建起以卢生为首的燕地方士集团和以徐巿为首的齐地方士集团,随着秦帝国的崩溃两大集团随之沉潜民间,构成众多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的方士团体,成为武帝方士集团的主要源头;淮南方士集团的源头则相对模糊,前人多未关注。邹衍等稷下学者所发明的神仙学说,经由庄子学派与屈原学派的弘扬而传至楚地,并与楚地的学术传统结合。在这一神仙学说的影响下,楚地同样诞生了诸多方士团体,但受道家影响,楚地方士多因远离政治而不受重视,史籍未能详载,但因此也避免了卷入秦汉之交的诸国纷争,成为淮南方士集团的主要源头。第二章分为三节,主要分析淮南方士集团、武帝方士集团的内部结构及其所承担的官方职能。第一节论淮南方士集团,淮南方士集团下含衡山王刘赐与淮南王刘安两个子集团,衡山集团的方士有卫庆、候星气者及部分宾客,淮南集团的方士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公以及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第二节论武帝方士集团,其中可考的方士团体有李少君团体,谬忌团体,少翁、栾大团体,历法团体。此外还有规模庞大的海外寻仙集团与宁乘、公玊带、丁公、丁夫人、虞初等所属不明的零散方士。第三节分析方士的具体职能,指出方士依附于帝国中央或各诸侯国后,主要承担顾问职能、祠祀职能、候神职能以及军事辅助职能,通过承担一定官方职能,从而将自身纳入职官系统之中。第三章分为五节,主要分析方士文学的文化属性与文学特色。第一节将方士文学定义为“方士群体的全部文学创作,同时又涵盖了体现神仙文化的文学作品”;第二节认为燕齐方士的崛起促使其创作大量神话来维系与武帝的关系,武帝内朝文人集团则接续了南方楚辞文学中的游仙传统,通过创作游仙辞赋来规劝帝王以达到讽谏的效果,而《郊祀歌》则秉持武帝意志表现出强烈的神仙色彩。第三节分析燕齐方士文学的两种神话类型,首先是海外仙山神话,方士多将作者自身描绘成神话中的人物,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可能;其次是黄帝神话,方士所描绘的黄帝升天情节,多为影射武帝而设,是神话叙事与现实叙事的同构;第四节论《大人赋》与《七谏》对南方游仙文化持有的不同态度,导致二者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人赋》通过对西王母与中州大人的解构,完成了其对楚辞传统的批判,从而超越了传统,《七谏》则回归楚辞传统,通过游仙来表达与现世政权的决裂;第五节论《郊祀歌》十九章的年代、作者及方士元素,基本认同许云和的观点,即十章祠神乐均作于元鼎六年,另十首纪瑞诗为陆续创制,其作者不包括汉武帝,司马相如只可能是《朝陇首》和《天马》（其一）的作者。《郊祀歌》源于《楚辞》的《九歌》,但其所祠神灵多为方士所兴立之神,最初多表达对神灵的赞美,后期逐渐表达个人的求仙欲望,完成了对燕齐神仙学说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