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人权保护的理念逐步得到落实，尤其在刑事侦查讯问程序中，无罪推定、自白自由和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更要求侦查讯问方法的合法性。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程序，而欺骗性讯问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审讯策略之一，但是我国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欺骗性讯问的立法态度可谓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从完全否定到相对承认其合法性的过程。虽然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同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的否定一切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讯问方法，如果使用得当，这些可能侵害被讯问人权益的讯问方法是能在法律准许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法律对欺骗性讯问应当具有一定的容许性，并不是所有的欺骗性讯问方法都有损正当性，也不是所有的欺骗性讯问方法都会剥夺被讯问人的意志自由和导致虚假供述的发生，在正当性界限以内的欺骗性讯问方法能够合法有效的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获得的供述不仅有证据能力，对推进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能更好的完成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但是欺骗性讯问方法好比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其特殊作用的同时，如果超出法律界限就会带来无穷的危害，不仅会侵害被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会损害国家形象和司法尊严，因此必须对欺骗性讯问方法做出合乎法律正当性的界定，以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本文试图通过对欺骗性讯问方法的容许性做出分析进而对其正当性进行界定，以厘清欺骗性讯问方法的法律界限，从而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欺骗性讯问制度。本文首先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对欺骗性讯问方法做了整体价值分析。在对欺骗性讯问的概念做了阐述后，从反面分析了欺骗性讯问方法在各国立法中受到严厉限制甚至禁止的原因。进而，从正面分析了欺骗性讯问方法的容许性，即其备受争议却能始终存在于讯问方法中的原因。其次，针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代表国家的立法现状对欺骗性讯问的容许性及其界限做出了比较法研究，总结和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对欺骗性讯问方法的容许性界限。两大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并没有对欺骗性讯问方法采用全盘否定的立法态度，而是给予了其存在的合法空间，通过对这些国家现有规定的分析，能够对我国起到借鉴作用。接下来，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即对讯问实践中主要运用的欺骗方法的法律界限研究。无论什么样的欺骗性讯问方法，或多或少的都压制了被讯问人的意志自由，笔者从讯问实践中最常用的欺骗方法着手，详细的分析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欺骗性讯问方法的使用界限，即在欺骗方法下，对被讯问人相对意志自由的压制掌握在什么程度是能够被法律容忍的，同时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欺骗性讯问方法获得的口供证据是合法有效的，在何种情况下获得的口供证据是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的。笔者对其逐一进行了论述。最后，对我国现行立法对欺骗性讯问的态度以及《刑事诉讼法》的改革趋势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了我国欺骗性讯问制度的构建。从运用欺骗性讯问方法的原则出发，结合本文以及现有的欺骗性讯问法律界限研究成果，对欺骗性讯问方法的法律界限具体的设计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以更好的发挥欺骗性讯问方法在讯问实践中的作用，同时用具体法律条文的形式使其得到有效规制，趋利避害的发挥欺骗性讯问方法在讯问实践中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