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工业决定着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和发展速度,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传统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化工、纺织、机械等,往往以大中型企业为核心,企业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高度集中特点,这也导致传统大中型工业企业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要“推动经济发展效率变革”,就要大力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要推动能源大省山西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要不断推进山西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效率变革。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其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和创新价值的大小是衡量微观主体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和创新价值又体现在企业员工的劳动行为中,具体表现为基于企业岗位设置的专业化分工行为和以完成生产任务为目标的的劳动协作行为。劳动分工与劳动协作是一切分工与协作的基础,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基本手段。市场经济背景下,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逐渐细化,作为人力资源这一要素的承载者,企业员工的劳动分工也随之细化,为确保不同分工下企业员工的劳动协作是按照企业期望的方向进行的,企业往往依靠组织层面的组合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将这些细化的环节有序集中,并通过员工层面的“互利”机制、“互动”机制以及“互律”机制实现员工之间有序高效的分工和协作,进而实现企业的高效生产经营。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通过对员工前期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以及综合素质进行评估并对劳动者进行筛选,当劳动者进入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后,企业基于岗位说明书和实际的生产需求,结合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对员工进行岗位分工,即形成员工的劳动分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同的劳动协作活动完成企业的生产实践任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员工在通过雇佣关系进入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后仍是理性的,发生正面劳动协作行为的前提是对参与劳动协作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预估,只有发生正面劳动协作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员工才会主动发挥劳动协作行为的正面效应,抑制负面效应。此外,企业员工价值的多少要在参与劳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与企业的谈判和博弈来实现,而最优博弈是员工与企业均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员工通过“利他”实现“自利”,通过完成企业的生产任务实现企业利的润最大化,进而实现员工个体的效用最大化。企业员工的劳动协作行为是个体特征、企业管理机制、员工之间协调机制等多种不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不同个体特征员工劳动协作行为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二是合理的组合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能够引导员工的劳动协作行为发挥正面效应,从而提高基本协作单位的劳动协作效率,并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三是员工之间良好的交流互动、互帮互助、理性互律可以减少员工之间劳动协作的摩擦成本、增进协作效用,有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协作效率。此外,员工对收入的满意度、员工的职业道德、企业文化、外部劳动力市场等也会对员工的劳动协作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要引导企业员工发挥的劳动协作的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就要从完善企业管理机制、提高员工职业道德、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塑造协作文化等多个方面着手。